随着许睿阳的指令，特务科普通防谍组的秘密警察，开始向租界各大巡捕房的巡捕内线，发出了协助要求。

实际上普通防谍组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只不过以前没有得到上峰的批准，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而眼下得到了指示，很快就运转了起来。

“我理解你为任务作出的艰难决定，组织上既然同意你到沪市担任特务科长，也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特务科的局面你短短几个月，肯定无法控制，你不动，敌人也会逼着你动，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出击，这样在日伪方面还能得到更多的信任。”杨雪冬说道。

既然要采取行动，自然要汇报给上线，许睿阳来到济安堂药店，请杨雪冬提示在沪市的地下党组织，这段时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避免被巡捕们察觉到，尽量减少会议或者活动。

杨雪冬对此表示理解，其实许睿阳也不是在做危险举动，而是一个特务科长应该“履行”的职能，这也是在掩护身份。

目前沪市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汉奸、特务、日本人，天天都在寻找地下党的踪迹，许睿阳既然做不到绝对控制，该表示的姿态还是要表示出来。

地下党在沪市的力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武装斗争，就是在沪市郊区活跃的游击队，敌人很难寻找到机会进行围歼，因为日军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实施地毯式的搜捕。

第二部分是市区的地下党成员，他们隐蔽在人民群众之中，隐蔽在工厂的工人兄弟之中，采取的工作方式，是发动群众参军、发动工人与日伪作斗争、输送物资支援抗战，并不直接采取暴力行动。

这时候的地下党组织实力还比较薄弱，不像山城政府，以前控制着全国的所有城市，有着二十七年的底蕴，积蓄力量发展壮大，这才是最为明智的做法，也正是如此，沪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日伪虽然忌惮地下党，远比忌惮山城政府更厉害，但却不是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地下党的组织严密，扎根扎得很深，搜捕的难度比较大。

因此，军统局才是第一号的铲除对象，这些特工们，可是在不断的实施暴力手段，对日伪的威胁非常大。

“如果有自己的同志被特务科以及下属部门抓捕了，只要还没有暴露身份，或者仅仅是在怀疑阶段，沪市地下党组织可以通过你来实施营救，我会以各种理由暗中操纵。”许睿阳说道。

“这是必然的，在力所能及而又不威胁自身任务的情况下，以你的身份和权力，的确能够为自己的同志提供保护，但是否动用你来操作，这要由组织上决定，你不能违反纪律轻易出手。”

“地下工作的环境异常残酷，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早就有了牺牲的准备，我再向你重申一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由沪市地下党组织来解决问题，不能什么事都找你。”杨雪冬严肃的说道。

“这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重点怀疑目标名单，我从特务科的档案里摘录出来的，如果里面有我们的同志，明天告诉我一声，划重点的时候，我把人名剔除。”许睿阳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

上面标注得很清晰，人名、现居住地点和职业，沪市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一看就能知道，是否有自己的同志。

戴星秉和吴庚述，率领着十名行动特工来到了沪市，两人在戴老板面前立下军令状，不完成刺杀汪经卫的任务，就不返回山城。

这次重返沪市，两人肩负着另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策反伪维新政府沪市特别市政府的市长傅箫安，借助他的特殊身份，对汪经卫进行刺杀。

傅箫安，现年六十七岁，曾经投靠清末著名人物盛宣怀的门下，做了总账房帮办，并在招商局任职科长，陆续担任江海关的清理处长，盛宣怀死后，他成为招商局的董事和通商银行的董事。

担任沪市总商会会长的傅箫安，虽然帮助山城政府的蒋总裁，对地下党实施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但是因为他支持军阀孙传芳，遭到了山城政府的通缉，不得不求助日本领事馆逃到大连，经过找人疏通，这才撤销了通缉令，返回了沪市。

山城政府为了发行法币，也是觊觎沪市金融业的丰厚资产，就对通商银行实施挤兑，作为通商银行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傅箫安黯然下台，由杜老板和张骁林接手。

沪市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先是扶持苏锡文，成立了所谓的大道政府，但罪恶滔天的日本沪市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苏锡文的资历不够，就把傅箫安找出来，担任了维新政府沪市特别市的市长。

傅箫安严令警察局大肆抓捕屠杀抗日民众，并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谋夺执法权，还威逼租界当局，不准租界里悬挂青天白日旗，而是要悬挂五色旗，以上的种种行为，都确凿的显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可是山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