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是“道”。

从汉代佛教入侵、道教大起义，到贞观十三年的弘文馆三教大辩论，再到韩愈反佛老之害，再到唐代道教佛教齐头并进被统治者利用，最终到宋代理学圆上了世界观概念，最终彻底改造了本土的道教和佛教，使之彻底沦为了两支不入流的、不能进入主流政治圈的无害化宗教。

大顺这边所理解的佛教，和锡兰的佛教，不是一种佛教。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了解，反而早就了对大顺相当有利的态势。因为不了解，所以以己度人地以为这边的佛教也和大顺那边差不多；因为觉得佛教都差不多，所以对宗教没有特别的要求，大顺国内也没说有过灭佛之类的举动：自宋之后，便不需要灭了，因为彻底被阉割了、基本无害化了。

根源上，大顺就不想动宗教问题，一切随缘。

而且本身大顺是反基督教的，国内正在大规模的禁教，极为严苛。所以，为了示好，大顺可以允许一些被迫改信基督教的锡兰人，再度信奉佛教，以此来取得锡兰百姓的民心。

这种大顺决策圈的政治家们对原始佛教的不了解，顺其自然的政策，反而瓦解了锡兰产生反殖民运动的土壤：大顺这边，实在不能想象，名义上，僧团的地位，在国王之上。以他们对大顺佛教的理解去理解佛教，自然不觉得佛教有什么不妥。

刘钰对宗教事务不太了解，但却很关心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政策。在收集了大量南洋和印度地区的情报后，他对荷兰的一个政策，非常赞同。

那就是大量使用中、低种姓人群，担任殖民地的官员，而一定要拒绝使用高种姓人群作为殖民地官员。

虽然很难听，可事实就是，广大的中低种姓人群，相对来说更喜欢殖民者的政策。相对于禁锢他们的种姓制度，荷兰人的罗马法体系，可以让他们松口气。

能把锡兰的民众组织起来的，不是族群。在一个种姓分明的国度里，搞民族主义，必须要以宗教为基础。

没有宗教基础，高种姓、低种姓，说自己是一家人，是同胞，低种姓的人信吗？尤其是能在荷兰殖民政府当官、但在锡兰一辈子就是渔民不可转职的低种姓成员，他们会觉得和高种姓是一家人吗？

而已宗教为基础觉醒民族主义的前提，是宗教对抗。宗教对抗，是最容易直观感受到“我是谁、我不是谁”的东西。

但在大顺这边，或者说大顺在锡兰的驻军这里，这种对抗是模糊的。

水手和一些士兵，可能今天嫖宿、明天偷窃、后天抢劫，很多人基本就是人渣、兵痞，但他们见到寺庙，还是会进去拜一拜。就这样的驻军，和荷兰葡萄牙那些教徒，自然不一样，当地民众也不会觉得有很大的不同：你看，他们见了寺庙也进去拜一拜、烧一炷香，和我们差不多嘛。

一些事，从汉代到隋唐的数百年间，已经有前人干完了。这使得大顺在宗教问题上，纯粹是无心的做到了“无为而治”的效果，纯粹是无心的瓦解了锡兰最大可能的民族觉醒问题。

种种因素，或是有心算计、或是无心之举、或是因为不了解而导致的意外收获、或是大顺自古以来的政策惯性，都使得大顺使团在对康提王朝的第一轮谈判中，收获了康提国王的极大好感。

初步定下的条约，一共六条。

最重要的土地问题，自然是摆在了第一款。

大顺将驻军在科伦坡、亭可马里、贾夫纳三处。附近周边的土地，也归大顺暂时统治。

大顺将归还拉特纳普拉要塞区给康提王朝，允许康提王朝驻军，并且以此要塞，作为科伦坡地区不同统治方式的分界线：任何进入康提王朝的商人，必须得到康提王朝的允许，并由此进入。

直观一点的说，这个拉特纳普拉要塞区，是沿海平原和山区的分界线，也是原来荷兰人统治的边界区。

如果用大顺来做类比，大体相当于山海关。这个要塞是葡萄牙人修建的，后来被荷兰人占领，是荷兰防备康提王朝的军队袭击的重要关卡。

不过，对大顺来讲，意义不大。暂时不需要与康提王朝进行军事对抗，还给康提王国，可以极大的体现诚意。

而这个要塞，本身也过时了。

修于天启元年，在之后的百年之内，都是一流的要塞，真的可以做到少量守军就能击退上千军队的效果。

但现在，对大顺而言，这个破要塞唯一能起到的抵抗作用，就是消耗一批炮弹，完全不存在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价值了。

拉杰辛赫也不是小孩子，当然根本不敢想、也从不认为大顺会归还土地。最多就是盼着大顺讲点道理就是了。

没想到大顺不但讲道理，而且居然还退还了土地，甚至还是在其看来最为重要的一处据点。

条约的第一款一经提出，立刻为后续的谈判铺平了道路，谈判变得顺滑无比。

第二条就是关于经济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