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商贾”这件事，他们说的更加直白：

什么狗屁义利之辨、本末之争？不过是一些人想要掠夺国家财富以为私用。如果说抑商真的是为了义，也就罢了。但看后来的表现，把商人之利掠为己用，这哪里是义呢？分明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却要说是为了义，真是既当又立。

至于是哪些人……倒也没说的太直白。

但问题在于他们暂时也还是破而不立的阶段，对于经济学处在一个模糊朦胧的概念。

再加上他们其实不反兼并，认为兼并之后的人可以从事工商之利，这在此时就有些过于激进。

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这种经济基础差异产生的南北之争，成为了两方争夺“浙东学派正统注经人”的根本矛盾。

大顺是见过兼并之后流民遍地的，也是靠这个起家的，南方学派也只有个朦胧印象，根本没成体系，自然不敢用。

文华之盛，始在江南，财税重地，有钱文化就昌盛。

北学派与南学派双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对外政策、贸易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等，都各执一词。

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到底选哪一种，到现在仍旧没有定性。

这种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学问。

破是破了，立却未立，况且有宋元明数百年，理学深入之深，纵然前朝有心学解开了禁锢，本朝又兴事功学，终究扭转起来没那么容易。

就像是王阳明的心学，他可以悟道，可后来学心学的，很多都学歪了。

大顺借华夷之别启用的事功学派，在明末极力宣扬南宋学派兴起时的复仇主义，加上理学的残余、心学的扭转，在儒林中完全变了味。真正的实学难学、立功太难，喊天朝上国睥睨四方的口号却简单的多，立国没几年，夸夸其谈之辈渐多。

天佑殿里的人，总算好些，都是独木桥上杀出来的人精，但也乱的可以。

除了俩勋贵武德宫将臣，剩下四个，一个北派的，一个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补儒的异端天主教徒大儒，一个南派的，一个心学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