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佛家三佛是一样的。

化身佛，佛陀为了度脱世间众生，随缘教化、随应三界六道等情况显现的变化之身。其实，就是耶稣，也是一样在人间行走。法身佛，即为圣父；报身佛，即为圣灵。

顺带着，又用佛家不杀生，质问佛家的人怎么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过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着儒家的力把佛教殴了一遍，双方甚至发生了教徒互殴、殉教武战、你焚寺庙我烧教堂的情况。

加上王阳明又被一些人认为是“阳儒阴释”，更是跟着一起背了个谈悟性、谈心性误国的大锅。释家节节败退，天主教传播更加凶猛。

还有一部分守旧党则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经义根本不相容，甚至违背。天主教认为用“天主”、“上帝”这些中国词汇玷污了DEUS；儒家部分人还认为天主教瞎鸡儿用天主、上帝这样的词才是大不敬。

一时间整个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时候更加混乱，简直是乱成一团。

奇葩学说涌现不停。

整体上又受拘于先天不足，破而后立一直没出现，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从孔孟到阳明，各家学派互相喷，互相拿着放大镜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乱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这个绝对的政治正确外，打着儒学之名的各种学派结社立说，各显其言。

大顺官方摆出姿态，要用宋时的永嘉永康学派，事功之学，这几年才总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乱。

可这也只是表面的平静，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朝中有西法党与守旧党之争，也有北儒和南儒之争。

永嘉学派诞生于工商业发达的浙东，悲愤于靖康之耻和南渡不北伐，又极为事功，认为义利之辨需要细究。

等到大顺选用其为官方意识形态，整个国朝的环境基础又和宋时完全不同了。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南北边各自都有对浙东学派的解释，互相都不认为对方是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不会错。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并的可怕，亲历了空谈心性的无用，见证过失地流民的惨剧。

北方派颜元痛斥“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过宋儒理学，复归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认为作为儒生，要“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讨论兵、农，辨商今古”，不但要学诗歌礼仪，还要学数学、打拳、身法、武术、兵法、农学……

但在土地政策上，见识过北方流民之苦的这一派，是有激进复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圈地运动等见闻、带来了《乌托邦》等小册子后，这种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复古井田，但最起码的抑制兼并等要做好。

不允许大规模雇工，也不允许工商业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大顺版的羊吃人。不过总算还没复古到封建封君这一步。

对于朝廷以事功学派为官方学问，北方学派也是支持的。

认为“如果陈亮的学问能够大兴，虽然不免夹杂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苍生能幸运点。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学问大兴，以至于朝代交替，世道沦落如此。”

对于朝廷在武德宫试行三舍法，北方学派也认可。

认为这复古复的还不够，也不应该只在基本盘里试行。

应该复到范仲淹庆历兴学时候的苏湖教法，学堂分经义斋和治事斋：学校既要教经义，还要教兵法、治民、算学、水利、天文、农学、击剑等。

以经义为主修，以治事为辅修。

主修经义加一门选修辅修，必须都合格才能晋级。

从而让每个读书人学成之后，就能干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辩经，正事啥也不会。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颇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朝廷养一套做基本盘的三舍法，已经耗费太多。

若是全国兴学，搞分斋教育，只怕要把户政府尚书大人的裤子当了。

没钱。

至于南方学派。

他们扎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那里的萌芽已经有所体现，他们对于浙东学派的解释，更趋近于“农商一体、发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应该进行币制改革，一方面试着复用交子纸币，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当学习西洋人，铸造银币。

至于开海、通商这些事，他们也是支持的。

当然，他们也反对收重税，更反对皇家垄断经营。

对“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