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1年的冬天对东岸佛罗伦萨商站站长康丁来说，注定是难熬的。

此时他已经带着数名贴身随从，登上图卢兹男爵的儿子弗兰克名下的一艘双桅海船，准备北上巴黎。他们将首先前往南特港，处理一桩男爵家族的生意，然后再乘坐内河船只经奥尔良抵达巴黎，会见一些实权官员。

最近法兰西上层的风声很不妙，即便这个国家正身处于内战之中，但流传在高层之间的一些闲言碎语依然让小小的东岸共和国紧张不已。比如很多法国商人言之凿凿地指出他们在加勒比海出事的船只已被东岸人俘获，东岸人的海军假扮了海盗，做下了丑恶卑劣无比的私掠行径。这些流言不大不小，却极具杀伤力，虽然目前法国人因为内战而无暇顾及，但难保不会秋后算账，因此东岸本土指示派驻欧洲的商站全力公关，以尽量消除一些不利影响，免得华夏东岸共和国被贴上“邪恶国家”的标签。

弗兰克的家族在下加仑、朗格多克地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此番康丁奉命到巴黎展开公关，便请动了他们家族的关系。当然不仅于此，东岸人还有一些自己的渠道，比如高等法院的塔隆家族等等。总之死马当活马医，能拜的神都拜一拜吧，顺便再为东岸商品高额进口关税的事情努一把力，看看有没有降低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件事恐怕比公关洗地更为重要。

他们的船只从波尔多港出发。如今这个原本法国最繁荣的港口已经渐渐褪去了往日的荣光，投石党人的一支（布永公爵、拉罗什富科公爵以及孔代亲王年轻的妻子为首）在占领这座商业城市后，立刻便在城里大肆派捐，招募军队，准备进攻王党（以马扎然为首）。很多商人被迫“自愿捐助”，老百姓也被洗劫得够呛，当然也不乏一些希望恢复封建特权的贵族们前来投机，资助这些投石党人。

总之这个曾经法国最大的港口已经彻底乱了套，并且成为了投石党人的大本营。西班牙人的使节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的军队也在往法国南部开进，大批军资通过港口海运至此，将投石党人招募的军队迅速武装了起来。而且，城内最近有“谣言”传出，被马扎然从勒阿弗尔监狱释放出来的孔代亲王、孔蒂亲王、朗格维尔公爵等人已经抵达波尔多，目前正在积极谋划扩大他们的占领区。更甚至于，一些人指出，同样出身于波旁家族的孔代亲王已经不再满足于亲王的位置，想要一窥国王的宝座了。

说实话，如今这些贵族们在法国拥有的权力已经相当惊人了，但他们仍然不满足，仍想恢复到以前那种为所欲为当土皇帝领主的美好时代，因此他们对黎塞留、马扎然两位首相一直致力的扫平割据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痛恨万分，他们不想再当整日里阿谀奉承国王或首相的宫廷贵族，他们想要掌控这个国家的未来。由此可以想见，当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传到法国时，他们这些人是多么地震惊而又多么地窃喜，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效仿英国人，将国王送上断头台，然后自己的家族世世代代执掌大权。

康丁对这些法国贵族们的想法一清二楚，同时他个人也对这些贵族们嗤之以鼻。平民出身的他分外瞧不起这些整日里除了鱼肉百姓外再无任何正事可做的贵族，这些人在乡间拥有大片私人财产（一般都是庄园和田地），但却只缴纳极少的一部分税收。布阿吉尔贝尔曾经写道：“收三四千利佛尔田租的人，只缴纳十或十二埃居（1埃居约合3利佛尔）的税；收三四百利佛尔田租的人，却要缴纳一百利佛尔的税，这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康丁曾经听莫三给他讲过发生在东方明国的关于所谓“贵族”不纳税的事情，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原本他以为这种可笑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但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从1648年的新税收法案开始，法兰西王国也走入了这个怪圈——去年（1650年）全年，法兰西全境共征收了4800万利佛尔的达依税（一种按土地、人口计征的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六成到七成，其中大部分由贫穷者负担。

法国的征税制度，基本是按教区来征收，每个教区每年有一个额度，征收员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征收到足够的税收，否则便只能自己垫付——但这种情况很少，征税员们并不是普通人，他们总是有很多办法弄来税收。比如，他们会牵走缴不起税的农民家里的牲畜，会拿走他们家里的家具，有时候还会把人下狱——当农民的亲人想把人从监狱弄出来时，不但需如数缴纳税收，还要额外花费更多的打点费用，这往往导致很多人破产。

这些掌握了法国乡间权力的“士绅”们将所有税负都转嫁到那些最贫穷、最无能为力的人身上，他们看着这些人破产，等待政府拍卖他们的地产时以一个令人可笑的低价买走，然后这片被并入他们名下的土地从此也可以不再交税或者只缴纳极少的税收了，而上级摊派下来的征税额则可继续转嫁到穷人或手工业者身上。

如此恶性循环之下，大量法国底层百姓纷纷破产，仅最近四年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