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早就不满陈祖义的施进卿，却已经决定倒向郑和一边。他及时向三宝太监提供了陈祖义的作战计划，作为自己投诚明朝的厚礼。郑和随即做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布置，故意引得陈祖义的舰队接近，并利用自身船队的规模优势去包围对手。

同时，也慑于陈祖义集团常年在海上活动，郑和不准备和他们进行直接的对攻。他麾下战船上仅有火箭和碗口铳，更是不足以摧毁海盗舰队中的大船。但通过释放火船的古老战法，还是让陈祖义的船队猝不及防。十艘海盗船就这样毁在大火之郑

在随后发起的接舷战中，郑和的战船又攻占了七艘敌船，并基本上摧毁了陈祖义的核心队伍。陈祖义本人也被水军抓获，关在船舱里押回北京。

唯有遗憾的是王九在此役之中，被袭落水而下落不明……却应了古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年余后的王九再次于琼州府现身，竟已初窥“道”之门径。

随后的海盗王陈祖义，在永乐帝朱棣的命令下，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被处以极刑。

至于助剿有功的施进卿，则获得了意味深长的任命旧港宣慰使。随即，原本的新三佛齐王国，也就成为了明朝册封的旧港宣慰司。不同于其他番邦在朝贡体系中的国王位置，宣慰司的地位近乎于西南山地间的部族土司。也就是，担任宣慰使的地方领袖，其实是大明朝设置的土官。宣慰司所在地也需要按固定期限交纳贡赋，并在朝廷的号令下提供军队等人力资源。

旧港在明朝海洋战略中的地位，也由此能可见一斑！

郑和及大明朝对旧港的战略布局，体现得不仅仅是对南洋地缘格局的认识，也是王朝本身的统治逻辑。梁道明、施进卿和海盗王陈祖义的不同结局，更是人物在大趋势面前使用不同趋势的结果。

在大战略下，设立宣慰司就可以让明朝名正言顺的控制旧港。在海外力量投射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关键一点的作用，可以超过对多点的分头施展。

旧港精英阶层的华裔背景，让明朝觉得渗透起来会更为容易。

这点而言，不仅是南洋土着出生的马六甲、苏丹不能相比，就是同样存在大量儒生、雅士的安南更是无法企及。讽刺的是，也是为了支持对旧港的控制力度，在郑和剿灭陈祖义势力后，永乐帝朱棣就在当年宣布设立交址布政使司。

如此一来，从广州港起航的船队就可以在获得沿岸港口支持的情况下，更为安全的抵达旧港。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南北部的安南王国，在实际上被明朝取消了独立王国地位。甚至连宣慰司这样的土司领地位都不再享樱自此，我们便可直接看穿明王朝的内在统治逻辑。

今人在盛赞郑和下西洋壮举的同时，很容易忘却同期的明朝，正在进一步加强海禁。

如果朱元璋时代的海禁，是为了消灭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末残余势力。那么朱棣时代的海禁，基本上就是在为郑和船队的经济收益，保驾护航。因为只有绝断民间贸易，才能让官营船队的货物更值钱。下西洋船队的成员，不是朝廷命官，就是从卫所中抽调的军户。

民间团体则根本不被允许自由贸易。

而这郑和下西洋的舰队则代表了以永乐帝朱棣为首、以“明月楼”为主体所汇集的利益集团。当然，郑和下西洋，自然代表的是利益的主体，是为大鳄而王九所率的锦衣卫，则亦官亦商，代表的则是虾米。

但不管大鳄或是虾米，背后站着的却是永乐帝朱棣为首的大明王朝。

所以，从明朝建立开始，就有大量的人员逃亡海外。无论是梁道明、施进卿还是陈祖义，家乡都在原本靠海吃饭的广东。在不愿意坐视祖传技艺被扼杀，自己和家族陷入困苦生活时，他们勇敢的选择流亡。直至郑和船队降临，他们才被迫再次与逼走他们的明朝产生联系。

以郑和为代表的大明官方视角，在看待他们时也有截然不同的考量。

接受诏安的梁道明能最后获得最后的善终，不是因为他的旧地位与态度，而是手下施进卿的表现结果。陈祖义则属于顽劣之辈，不仅应该消灭，还要带回内地公开处刑。一方面向外邦彰显朝的公正威严，一方面也是在告诫其他有逃亡企图的沿海居民。

幸阅施进卿能保住财富和地位，也不仅仅因为自己识时务的合作。改宗的他，是最融入苏门答腊当地的一位，也是在明朝官方眼里最不属于“自己人”的一个。加之明朝对于巨港和旧三佛齐王国的笼络政策，让施进卿反而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新国王。

但明朝只给与一个宣慰司的封号，也充满了防范意味和轻视态度。

也是这种今人还有些似曾相识的标准，让明朝敢于强行吞并安南王国。纵然当地读书饶口音，可以奇怪的让人难以捉摸，但也终究还是认可孔孟之道的圣贤书拥护者。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就是宣慰司级别的土司领都不能给予。

正是因为对安南的不在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