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宁元年五月制举，计取士237人。勋官子41，宗室25，乡贡88，余者太学、邦国、藩镇散员。准故事，过覆试，授正字、著作、试史官、三司检讨、巡查、监察御史、畿县尉、参军、司隶校尉从事等官职。不过者，守选。另，御史中丞吴公度督管，革贪、奸、恶、庸官职四百余人，中外有之，录名以闻。吏无算。”

“太学、四门、国子学生饱食终日，文德以来，进士才二十人。议定尽黜在籍者，遣返家乡，于郡县补新。准成例，征召野贤，并令守令举孝廉。太守两人，令一人。连坐严筛。以为精粹。另，议定于右扶风、左冯翊、上郡、庆阳复建馆学，教化愚民。以上，昨与度支使王抟过问，须款70万缗。军务巨急，费用不宜朝廷独支，还得找陛下借一部分。”

“......”

郑延昌、李溪大概汇报了一遍，便静待眯眼捧着奏书的皇帝看完。

国朝的科举相当畸形。进士含金量过高，考上进士，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一步步奋斗，拜相概率很大，故各阶层趋之若鹜，带来的社会现象就是其他科目被嫌弃，官场学历歧视严重。然后就是越歧视，大伙越执着。

制举也授清要，但乾符以来，主要还是入浊流。无它，缺人。正因为缺，作为正规考试的补充的制举才会频繁举行。在士子优先追求清要的习惯下，制举效果不稳定。

这不，李某陆续办了六届，参考人数却徘徊在几百人。主力还是公卿、皇族子弟和中央各个学校的学生。本该是主力军的自学者乡贡和生徒，这次来应试的才可怜的三百人。

为此，他不得不把这次的授官范围全面开放到畿令、秘书等清要。从北朝到唐亡，官分清浊，这部分及其类似的，属于清官。与之相反的专业技术人员，则被视为浊流，比如太乐令、太官、中校、医学博士。

一句话，只要某个官职需要实际参与生产，具有服务性质，工作内容和士人、官员的身份不符，就是染于凡俗的浊流。以干活为耻，以办公室耍笔杆子、坐地空谈为荣。士族政治的恶臭遗风。关键大唐的小镇做题家们多数还没批脸，人云亦云，跟着附庸风雅。

对制举恢复主授清官，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增加浊考，广建浊类学校。第三步，给不入流的临时工、合同工—“吏”—打造一套单独的职业晋升体系。都是为圣人效力，吏凭什么不能往高处走？消除对浊流的排斥。这需要皇帝持续高度关注，你连一個延资库雇佣了多少吏员都不知道，谈何选贤？

守选，顾名思义，排队。

“宗室怎么才二十五个？”圣人在状文上勾勾画画。皇室很凋零啊，人才产出量大大减少了。这会能带兵打仗的合格宗室将领，就李嗣周、李彦真、李君实、李筠几个。

其他方面，有个师从太尉理财的嗣薛王李知柔，表现还不错，还是进士，已被朝廷提名外放广州节度使。嗣延王李戒丕在太常寺任职，经常出使藩镇处理外交，也还行。

没了。

乡贡数量上升了不少，估计是上次制举驳回名单的反应让郑延昌他们有了数。

但乡贡出身的官僚占比过高，一定好吗。

不见得。

经典的宋明悖论。第一，科举是最先进的取仕制度，它打垮了血缘、贵族、门阀政治，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上下流通，团结了地主阶级，大大加强了政权统治力。第二，文官政府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冗官、冗费、党争、塌方式腐败等各种问题，是蛀虫，文臣皆可杀，大明就是毁在这帮孽畜手里的。

怎么干掉他们？按亲疏、血缘起复重用贵族、宗室、寺人、外戚，不拘一格征召民间贤才。

而这样，就又回到了起点。

纯纯有病，典型的草履虫大脑。科举制当然有它的历史作用，而且巨大，但种种缺陷同样夸张，想着依赖它达成良性治理，现实吗。指望大开科举就能万事大吉，当过家家呢。

“阿符，用印吧。”扫了一遍授官名单，圣人对洛符说道。

在畿县尉、史官、三司检讨（财政系统内部审计）、巡查、御史这些重要职务上，郑延昌、李溪没敢偏私。圣人最在意的，也是这部分。余者授官，则不需他这个皇帝一一过问了。

“御史台一查，就革了四百多人。”圣人拿起第二份状文，转而说起御史中丞吴公度主持汰人的事：“坐赃的，兼田的，阳奉阴违的，草菅人命的…瞧瞧郑公用的这些豺蟲，几个是人？东市令张平拿商贾当草谷，敛财数十万缗，比宣徽使卖酒卖糖卖水果一年还多。”

此言一出，郑延昌瞬间涨红了脸。

用人出问题很正常，但这话，太刺耳了啊。

至于张平的巧取豪夺，当然是他暗中支持鼓励的。皇帝这不准收那不准收，盐价降到百来文，战事又不断，他不想办法另辟蹊径，朝廷开支不够了怎么办？次次都找皇帝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