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听了此话心头一震。

坏了，若是给有心人抓住，参上一本，说他对君父不满，搞不好还要连累父亲。

“下官湖涂！这就走了！”走了半步他又回头，“请替下官传一句话，就说孩儿知道错了，这就去贵州上任。”

“嗯，孺子可教也。”老头子一边点头，一边捋着胡须。

回身之后入了大门，就撞到了已经在此偷听的布政使大人，王华。

王华哪里不想见儿子？

父子分隔两地，其中分别之苦他又怎么感受不到。

因为酷热，路上行人稀少，只有王守仁一个人背着行囊赶路，不时地还要抬起胳膊擦一擦额头的汗，那背影多少是有些落寞。

作为父亲，王华也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我儿，保重。”

“藩台不必忧伤。伯安公子为国上疏，直言边军弊病，颇有诤臣之风采，假以时日，必是国之栋梁。”

大概是这个时刻，王华才会有些怀念当初自己这儿子在家和他犟嘴、惹他生气的时候，那会儿就盼着他科举有成，光耀门楣，

现在进士是中了，但却要去贵州那种地方。

“哎。”

……

……

而在东宫。

朱厚照的心思被一封奏疏给吸引了过去。

其实太子监国之后，所表现出的锐意进取的精神给这个昏昏沉沉的大明官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各地的官员都想要把自己对于某项国政的见解送到太子桉前，所以不止王守仁这样。

但事情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以他朱厚照现在的能耐、这个时代的局限，他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

之前许多措施，根本上也都是治标，例如雍王、岐王奏乞田亩、不准。本质上只是停止了这项弊政，但先前已经被占据的，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没有办法，现在许多事做不了。

也总归是最近整军有些成效，他才更加多了些底气。

而今日这封奏疏却与其他不同，朱厚照想要找臣子来论一论，

上疏的人叫杨一清，原本他是弘治十五年由南京太常寺卿转任陕西巡抚，并督理陕西马政。

现在朱厚照来了，他怎么会把杨一清这种人扔到南京去浪费几年呢？他又不是王守仁，都已经四十五岁了，杨一清已经是成熟的杨一清了。

弘治十一年，左顺门之变前后，皇帝和太子大面积调任官员，当时朱厚照已经把杨一清给稍待上，升任陕西巡抚、专督陕西马政。

一年有余，终有这封《请除马政之弊疏。

内阁及六部尚书都来了之后，朱厚照让刘瑾把这封奏疏依次给大臣们阅览，他则耐心等待。

在封建王朝，马政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一条关键国政。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太过重要。

如果指望整出十万或二十万的步兵、就可以在游牧民族面前称无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人家不和你决战，就是打一下就跑，这样对于被打的这一方来说就非常的被动。

明朝中期，弘治皇帝也派马文升整顿过边军，正德皇帝更是号称武皇帝，同样整顿过京营，将军方面也有王越这样的名将，以及接任王越三边总制官的秦紘，这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

史书记载秦紘负责西北军务之后，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军威大振。

但鞑靼人在弘治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都有较大规模的寇边，他们总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明朝则始终采取龟缩不出的守势。

有时候也真不是‘国军不努力，’实在是战马不如人家、骑兵不如人家，追都追不上，还怎么打。

所以历代有为君主，如朱元章、朱棣、朱瞻基都对马政寄以很大的重视。

朱元章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

就是说古时候的国家，问国家富不富，先不是问钱粮，先是问有多少马！

朱瞻基也告戒大臣，叫他们关注马政，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

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朝廷要用马，他这个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