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略微犹豫就说出了支持者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加高堰坝。

他们认为，清口既淤，可筑高堰以遏之，堤张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与黄角胜，不虞其势不敌也。”

“就是说，他们想的和我们之前说的差不多，那就是不断加高河坝，把黄河抬起来？”

魏广德一听就知道怎么个意思了。

需要指出，现在虽然黄河河道因为淤积已经有所抬高，但还没达到“悬河”的程度。

毕竟，明朝河坝也是有“豆腐渣”工程的，一旦洪水爆发，河堤决口，黄河就会自行寻找地势较低的位置流入，进而寻找新的入海口或者入河口。

反正，黄河的水因为中国地形西高东低的缘故，最终还是会流入大海的。

只不过，黄河自行寻道，结果就是洪灾，无数百姓会为此流离失所，田地绝收。

这，也是封建王朝所不能承担的重大损失。

“最可怕的后果就在这里，一旦在高家堰不断加高堰坝蓄水，则洪泽湖水位必然不断抬高，湖水会淹没更多地方，人为形成大型湖泊。”

江治又说道。

之前他们虽然曾经讲到洪泽湖，可毕竟现在湖面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不会因此引发大患。

但是按照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以后，为了保证冲刷黄河的水量，必须不断增加洪泽湖水量，那就是建造更高的大坝蓄水。

“从朝廷的治水逻辑上看，要实现保障漕运的目标，遇到水患时，优先要保证黄河以北、淮河以南地区的安全，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必将首当其冲，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徐州、淮安、凤阳、泗州等地必然经年累月深受洪涝危害。”

在说到凤阳和泗州的时候，江治就加重了语气。

他这也是在提醒魏广德，此法真要实行的话，皇陵的安危可就真的没法保证了。

“祖陵水患为第一义，次之运道，又次之民生。”

魏广德这时候说道。

这话其实也不是他说的，而是洪泽湖从弘治年间形成后，朝廷就形成的攻势。

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大明朝廷，其实就已经意识到洪泽湖形成可能的危害。

当然，那时候修堰坝的目的不是蓄水刷黄，而是蓄水保漕运。

在运河缺水的时候，用洪泽湖蓄水补充漕运河道的水量。

而直接影响是黄河夺淮后无处宣泄，倒灌泗州城。

而为了确保城北祖陵的安全，泗州城的百姓屡屡遭殃，这座古城最终也没有躲过沉于洪泽湖底的命运。

对此，泗州人并非没有反抗过。

原本历史上，泗州进士、原湖广参议常三省曾上疏，坚决要求改变潘季驯修筑高家堰的做法，认为这将导致泗州城遭到水患的毁灭性打击。

为了驳倒常三省，潘季驯并没有从技术角度去讨论，而是将常三省的言论上纲上线。

他写道：“今陛下且俯纳科臣之言，用石甃砌，以为亿万无疆之计矣。三省等遽欲毁之，忍乎哉？”

让万历皇帝认为反对意见针对的是皇帝本人。

潘季驯为了说明其治河方法的合理性，甚至把“黄淮合流”奉为维护祖陵风水的根基，“黄淮合流入海，为水会天心，万水朝宗，真万世帝王风水”。

在后世的一些科普读物和人物传记中，为了追求所谓文字的冲击力，有意淡化历史的复杂性，直接采纳了黄河在两百多年间再无大患的说法。

甚至有的所谓科普作品，刻意制造出潘季驯和他的论敌之间非黑即白的对立效果，把批评的声音归因“拘泥于成见”，把常三省等反对者描绘为丑陋的敌人。

描述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时，用的词是“石破天惊”，谈及反对者，用的则是“上纲上线的围剿”。

这也就形成了一开始魏广德听到“束水攻沙法”后好感大增，打心底里认为此法或可解决黄河水患的原因。

但是，经过这几次和江治的讨论，从工部中官员口中知道治黄的复杂性后，才逐渐从美梦中苏醒过来。

貌似，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不仅不是治理黄河的良药，反而是一剂毒药。

至于后来满清为什么还是坚持使用潘季驯治水之法，或许也是因为他们被潘季驯颠覆性理论折服，以为凭此可以解决越发麻烦的黄河水患。

毕竟，大明是从万历时期开始使用此法治水，开始两年确实效果显着。

但是到了万历中后期，黄河水患愈发频繁后，直到明亡，或许在清朝皇帝眼里，这就是上天对明朝的警示，预示着他们必将灭亡，而会被满清所取代。

所以，明朝末年黄河水患并非束水攻沙法无效，而是上天的警示。

明朝不行，换成大清朝就必定无事了。

只是想法很好，但实际上最后证明还是错误的。

一八五五年，黄河再次北徙，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结束了黄河南流夺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