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王卿果然博闻强识呀，”孙皓感慨道，“那你说说，当年班超是怎么评价大秦之人的？”

“臣记得定远侯有言‘其人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复以其在海西，故亦云云海西国’，”王蕃道，“但臣却以为，此国位于极西之地，绝远之境，定远侯并未亲至，以讹传讹、粉饰夸大，在所难免。吾神州华夏，人杰地灵，地大物博，哪是那些蛮夷能比得的？”

“王卿这道理讲得是极好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朕非常赞成。”孙皓道，“不过王卿可知，这《西国形学》，正是西夷人所作。”

“陛下，这欧几里得是大秦人吗？”

“他并不算是大秦人，”孙皓道，“他在世的时候，大秦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邦，远没有统一西夷的世界。欧几里得生活在一个叫雅典的城邦，他和我华夏先贤孟子、屈原是一个时期的人。”

“这么说来，那时的西夷也是在战国那样的乱世吗？”

“算是吧，不过他们没有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而且他们内部族群差异很大，即使后来大秦勉强统一了西夷，也没有像我们华夏的秦朝一样，做到书同文车同轨，光是官话就有两种。”

“那他们可不如我们华夏。”

“综合来看，朕相信我们华夏是最优秀的，至少到现在为止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孙皓道，“窥一管而见全豹，王卿觉得，像欧几里得他们的族群，和匈奴鲜卑那样的蛮夷，是一回事吗？”

“当然不是。”王蕃道，“陛下，臣以为，欧氏之算学，可自成一家，我华夏算学，虽然同样成果璀璨，却不如其直指本源之精深。”

“是的，朕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华夏之算学常常致力于解决某类具体问题，停留在术的范畴，却没有由术入道。而欧氏之学却自成体系，上下通达，如同人之骨架。我华夏算学之瓶颈，就在于少了这样的骨架。”

“陛下对算学亦有造诣？”

“朕略知一二。”孙皓笑了笑，其实作为一个高考数学149分，在穿越之前还学完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课程的大学生，他的数学水平在这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毕竟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嘛。

像《几何原本》，其绝大部分内容并未超出21世纪中国中学生的学习范围，或者说，中国的中学数学教材本就是依据《几何原本》改编而来的。

不过，孙皓并不打算装这个X，毕竟他是引导者，重要的是打开风气，舍本逐末，有害无益。

“陛下，”王蕃又道，“臣有一问，此书如何传入我大吴宫廷，并译为汉话的。臣为官多年，于士林中也算颇有名望，竟从未听闻此事。”

“事实上，朕一开始也不知此事，偶然得观此书后甚为惊奇。查阅档案后方才知道，此书乃是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贾秦论觐见我朝大皇帝时所赠。

秦论通晓汉话，交流无碍。交州时常与夷人海商贸易，故而通晓蛮夷番邦之语的人也不少，大皇帝找来一些人，和秦论一同译书。这期间，大皇帝也常常垂询秦论海外之事。

不过由于一来秦论所携之西夷经典数量繁多，译者水平浅陋；二来译书著书工程浩大，靡费甚巨。所以包括这《西国形学》，都译得很浅显，省略之处颇多。还有很多书并未译成汉话，那些羊皮卷还躺在藏书阁封存着呢。

秦论是在嘉禾五年（公元237年）返航的，他在大吴待了十多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皇帝如此热衷于航海之事——如果说探寻夷州、澶州是为了获取土地和人口，交通辽东是为了战马，那么三万甲士宣化南洋，恐怕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陛下是说，当年大皇帝对航海如此孜孜以求，是因为他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王卿，你还没有看别的西人著作，单看这《西国形学》，想必你应该发现，大秦，或者说那些西人，他们绝不是简单的蛮夷，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底蕴非常深厚的文明。

只可惜，当年大皇帝的航海事业挫折颇多，耗资无数，所得却甚微，故而心灰意冷，就连这些书籍也藏于深阁之中蒙尘。”

孙皓的思绪逐渐飘远，他大概明白了为什么后世史料从未记载这段故事，只记得有大秦商人来访一事。大约在另外一个时空的历史上，那些羊皮卷和译稿就这样被人遗忘，然后毁灭在了西晋灭吴的战火中。

其实，就算不论这些舶来品，华夏又遗忘掉了多少自己的东西呢？很多人经常说中国从没有产生过科学，其实先秦时代的《墨经》就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且具备完整的逻辑体系，蕴含着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书成书甚至比《几何原本》更早，却渐渐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篇章还永远丧失了。

直到清朝末年，中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灰头土脸，才终于有学者在故纸堆中翻出来《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