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附加着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资料，找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他只好接着前文继续往下看。

玛雅遗民顽强抵抗殖民者由来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战争于1524年开始，但玛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马扎里戈斯领导的部队镇压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时期发生了多次叛乱，历史学家强调了“1712年策尔塔尔起义”，甚至将其称为“坎库克共和国”或者“策尔塔尔共和国”。

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敌对关系在1711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原住民的抗争，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玛丽亚的左齐尔社区，据说“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过木凋向两名左齐尔村民显现，此事在邻近的社区中引起了骚动，宗教裁判所赶紧没收了这个木凋。

此外，政府的苛刻税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额佣金，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当局。

此时，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是坎库克社区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显灵，这被起义军解释为新的信息，起义军为了保护这位“与圣母沟通的媒介”，组建了“圣女兵团”，汇集了32个策尔塔尔人、左齐尔人和乔尔人社区，队伍中有三千名民兵。

圣女兵团通过半秘密的宗教活动来招募支持者，从而使原住民坚持自己的组织结构，也保持了与王室相对独立的特性。

后来，在西班牙人的挑拨离间下，族裔间的冲突、领导人被收编，以及新西班牙军队的残酷打击，结束了“坎库克共和国”。

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义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乱的种子逍遥法外。殖民者为了让起义者记忆中保留失败的印记，报复西班牙人被杀，并割下所有起义者的同谋者一只耳朵。

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玛雅原住民的抵抗时而公开，时而隐蔽，但始终存在。该地区的原住民和整个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一样，经历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灭绝，是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

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有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

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这个也被称作“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

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

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删掉了一段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

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

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