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廷议，在拥护之声中结束，正当朱祁玉打算起身的时候，一个小黄门跑进了文华殿内，将一份塘报放在了桌上。

中山王徐达曾孙，大明魏国公徐承宗因为病重，薨逝。

“命应天巡抚李贤主持，有司营葬，礼部给个谥号，令其子徐俌袭封魏国公。”朱祁玉看完了塘报，对于徐承宗，朱祁玉的印象还是当年徐承宗从凤阳跑到叙州磕头，也因此在平定南衙僭朝作乱之事中，魏国公府保留了下来。

徐承宗在大明平定南衙僭朝叛乱之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朱祁玉对徐承宗的离世并不意外，李贤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汇报了徐承宗病重的消息，而太医院组织了太医前往南衙诊治，留不住终究是留不住。

徐承宗的离世不会对南衙的局面带来多少的影响，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整个南衙一分为三，现在的应天府，处境略显尴尬，既不是文化、政治中心，也不是军事、经济中心。

甚至南京连娼妓最活跃之地，都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松江府，秦淮河畔的青楼妓馆，都转移到了黄浦江沿岸。

即便如此，朱祁玉仍然将早就写好的悼文，递给了兴安，让兴安发往应天。

朱祁玉回到了讲武堂御书房，准备着盐铁会议的笔记，而兴安在备忘录上将徐承宗的名字标记为了薨逝。

“走吧。”朱祁玉带着兴安前往了盐铁议事厅开始每月一次的盐铁会议。

李宾言作为三司使汇报了官铺的经营情况，官铺已经覆盖了大明所有县城，而农庄的覆盖率只有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漫长的基层建设过程，预计在景泰三十五年左右，官铺对农庄覆盖才能达到八成以上。

而大明的银庄，覆盖到了大明所有的府衙，至于县衙，除了极个别的大县有所覆盖，再无法向下推进。

金融从来都是肉食者的猎场，大明银庄的覆盖，在极为保守的大明朝堂，已经有如此覆盖率，已经完全足够。

而工部对于官厂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汇总，比较值得注意的则是和林瓦剌总兵官杨汉英请旨设立铁、煤矿山官厂，是否设立和林厂，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大明反腐厅现在将反腐的拳头，砸向了官厂和官铺，自从李宾言回京后，完成了对整个计省的整合后，之前不盈利的官厂和官铺突然开始了盈利，极其突兀的扭亏为盈，其背后是大明对财经事务监察严密之后，一些蠹虫们开始被经侦所发觉。

如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尽量杜绝贪腐之事发生，就成了为了盐铁会议的重要议程。

绝对的贪腐是绝对的低效，而绝对的清廉也是绝对的低效，这一点上，王翱作为吏部尚书，极为清楚，他从来不是一个活在梦想乡里的人，大明皇帝也不是，一个绝对清廉、没有人情世故的大明官场，是大明帝制之下绝无可能建立的。

而此时已经出发了一年有余的大明京营已经来到了撒马尔罕，这颗明珠已经彻底蒙尘，康国已经失序一年有余，大明军终于过阿拉山口镇西关至碎叶城，再至康国都城康定撒马尔罕。

没有任何的战事发生，大明军前锋王越，代表大明接受了伯颜帖木儿、隔干台吉等一干人等的投降。

不愿意投降的瓦剌人大有人在，在大明军西征消息传来之时，不肯归附大明的瓦剌人已经开始了继续西进的计划，一部分冲到了奥斯曼王国的东部行省，给本就纷乱的东部行省，又增加了不小的混乱，而一部分投靠了金帐汗国，给尹凡三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割裂和冲突是康国这片土地失序之后的主旋律。

大明军八万余众至撒马尔罕，开始了安抚工作，大抵就是剿匪。

大明军的胜利就像是喝水一样理所应当，列阵——推进——炮兵轰——步兵排队枪毙——敌阵崩溃——骑兵追击——协从军开始打扫战场，这是一种极其枯燥无聊的作战方式，简单粗暴而行之有效。

乌兹人已经习惯了在后面打扫战场，他们甚至不敢在军功即割首级之事上弄虚作假。

在经过了长达大半年的四处出击之后，康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才换来了安稳。

大明的康国公王复也在景泰十六年春，从赫拉特回到撒马尔罕，朝廷下达了康国公的册封圣旨及世券，王复选择了拒绝，他必须要离开这片土地，才能保证大明朝对康国的长臂管辖。

康国和云南、交趾不同，康国是个六合之地，而不是四方之地，这里需要的是一个王爵，而不是一个公爵，如果王复接受了册封，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成为康国的王。

如果成为康国的王，王复还能回归大明吗？显然不可能。

经历如此剧变，王复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他就会真的变成康国的王，这从来不是王复的愿景。

王复的奏疏回到了京师，康国公王复的最后一本奏疏，是请求大明皇帝册封五皇子朱见洋为康王，总领康国诸事，而王越将会留在康国主持康国大小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