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弼一上来没有告诉孔绍安应该怎么做，而是根据自己在满清官场的经历，详细说了官府是怎么做的，以便使对方认识到这里面水有多深一不留神，就是费力不讨好，还会挨百姓骂，影响北海镇的声望。

清代的官方救灾，也被称为“荒政”，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缓征、赈济、抚恤、调粮这四种方式。从措施上来说，其实跟后世没什么区别，无非是在行政执行力上不同。

自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冒赈案”后，包括李弼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惩处。其中处死大小官员四十七名，被革职下狱的八十二人，十一名赃犯之子被流放伊犁。连时任江苏巡抚闵鹗元因为给其弟弟藏了三两赃银，也被撸了三级，并停发了三个月的养廉银。

然而事情过后，虽然甘肃地方官员引以为戒，不敢再虚报灾荒和冒赈，但其他地方在赈灾过程中的诸多弊端仍屡见不鲜，从报灾、勘灾，到放贩、放贷、折色、调免、调缓，弊端无处不有。参与舞弊的人员，既有承办官员、胥吏，也有里保、豪绅、富贾、生监、家丁、土棍等各色人等，舞弊手段更是花样繁多，无所不用其极。

孔绍安疑惑的道：“土棍是什么？逃荒的和吃饱饭的人咱们难道还分辨不出来吗？”

“土棍就是游手，此辈最是悍泼，为霸一方。若有赈济施粥时，攀号喧嚷，截米爬抢。他们还会向饥户强索赈票，不许挨家查户，如不遂意则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桥......”

于顺插话道：“我以前还见过更绝的。二十多个人将府道上派下的人赶进一间空屋里，弄了几桶大粪泼进屋里，不答应就不让出来。”

李弼苦笑道：“这里面弊端甚多。那些富户根本不用出面，他们会从四乡搜罗流民乞丐，或是让家中奴仆来领即可，然后私下分润。再者，既然去年胶东受灾，常平仓内的存粮想必也不多，甚至没有。”

“靠！都该枪毙！”孔绍安咬着牙骂了一句，然后问道：“怎么确定那些人需要赈济？”

李弼看了看对方的脸色，喝了口茶润润嗓子才道：“审户。一县之地，最熟悉十里八乡情况的莫过于户房的人和衙役，还有就是地方上的甲长。”

“审户？”孔绍安问道：“是不是就是下户清查？确定受灾人数？”

“正是。”李弼继续道：“审户目的有二，一是查实受灾应赈户口并造册备案，另外就是要按照极贫、次贫两等和大口、小口两类发放赈票，作为日后领赈的依据。这其中的积弊除了遗漏错报之外，衙役和先例最普遍的手段便是浮开丁口和增造诡姓假名。”

“比如将一户分做几户，或是此甲移到彼甲，户籍册上有名字，但其实没人。再者就是在本户之下多报户数，只要买通衙役便可。比如有将乡绅家中的奴仆、佃户混入丁册，妄图冒领者有将县衙皂班列名的还有将亡故之人乃至流民乞丐列入丁册，而后私下分肥者还有将行商、牙行之人捏作饥民代为支领者，不一而足。”

孔绍安大致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划分贫困户等级，再根据等级不同，确定赈济的标准。既然等级划分由官府中人来定，就有了操作空间。

“再有就是需索与勒价。原本清廷规定，办赈人员的盘费、饭食及纸笔钱都由公款开销，然则藉端开销，勒索册费、票价之风却屡禁不止，乃是赈灾中的一大公害。查荒审户时，口册、贩票、饭食、纸张、夫马草料，都要按户科派。”

一旁的丁顺插话道到：“乾隆五十一年河南大灾时我就见过。差役下乡，农户想要报饥口必须要给使钱，领取赈票要给票钱。谁要是敢不给，就把谁家列入删减户，即便是赈灾的粮食就在常平仓里堆着，可没钱买票一样领不到粮。”

李弼叹道：“正是这话，李某归纳为十四个字：惟赂是视，赂则入册，不赂则不入册。”

孔绍安听了不住的摇头，起身在船舱里走了几步，活动了下有些发僵的脖子，道：“还有别的么？”

李弼随后又讲了赈灾过程中那些五花八门的鲸吞手段，什么“借项克扣”了、什么“银短分两，钱短数目”了、什么“搀和糠批，短缺升斗”了、什么“先期征存”了等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耍心眼耍的骇人听闻。

孔绍安听的后脊梁直冒汗，心说要不是对方讲了这么多弊端，照他之前想的去开仓放粮，很容易被那些大户和胥吏坑的连底裤都不剩。

众人谈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眼见时间不早了，孔绍安便最后总结道：“既然这样，那就有劳李先生写一份赈济事项的小册子，把那些胥吏坑蒙拐骗的手段都写上，让部队和工作队作参考。”

“恭敬不如从命！”

与此同时，深夜的荣成县四门紧闭，城墙上挂着灯笼亮着火把，除了三班衙役，还有临时征召来的一些青壮，一个个手持刀枪弓箭，紧张的注视着城外的动静。城内各处也实行了宵禁，百姓不得随意上街走动，各街坊都由甲长安排了人手巡夜，一旦有事就敲锣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