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志皋为首的心学派目前迫于形势，只能赌高务实会“自恃功高”，继而张狂跋扈起来，用后世的流行术语来说就是“飘了”。

高务实不是没有“飘了”的地方，例如他对日本在当前局势下可能做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就有点飘他认为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日本精英现在都是秋后的蚂蚱，对于他的步步紧逼只能步步退让，最终交出一切权力，任由他来宰割。

这样的“飘”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力基础上的自信，是他认为日本在丰臣秀吉死后已经不可能再拧成一股绳，他多的是办法能够拉一派、稳一派、打一派，继而完成他那修订过几次的“日本计划”。

不过之所以说还是有点飘，则是因为他毕竟没有亲自去和日本那些重要人士见过面，对于日本的了解、理解主要源自于前世的史书、文学、影视乃至于游戏作品，即便其中大部分情况的确是基于历史原貌的，但仍免不了有些脸谱化的肤浅。

这就导致他以往最拿手的“料人如神”多多少少会出现偏差，例如他现在就不清楚德川家康实际上一直在想办法团结内部，希望保持日本战后的稳定，不让他有机可乘，特别是不让他有直接出兵干预的冲动。

当然，德川家康也同样有失算的地方，那就是他不知道高务实也在做两手打算。即朝廷愿意直接出兵的计划和朝廷不肯直接出兵的计划，在这两个不同的计划下，高务实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相同。

总之，在京华可以毫无顾忌施展力量的范畴内，高务实多多少少是有点飘的。但赵志皋他们却不知道，其实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高务实不仅从来不飘，甚至小心谨慎到令人难以置信。

高务实前世就是个历史爱好者。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读过的史书越多，就越能深刻的理解一个人在君权政治下应该如何做一个“好臣子”。

高务实对此自然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已经有足够的桉列教他如何做好一个“臣子”了，尤其是对于他如今这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功高震主”的情况，亦或者说势力太大而可能威胁君主的情况，也都不是没有先列可循。

他认为大致上可以分作四种模式：萧何模式，范蠡模式，郭子仪模式，赵匡胤模式。

萧何模式的特点就是认清身份，老板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老板不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坚决不做什么。越权的事不做，分内的事善做。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自己不喜欢但老板喜欢的，乖乖按照老板的意思做。

当年刘邦坐稳了皇位，就怕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反他。就算不反他，没准也得反他儿子。而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韩信，刘邦是想杀又不忍心杀，犹犹豫豫下不了手。

这时候，要说狠毒，还得是吕后。吕后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心想你不杀，那就老娘来动手。于是杀韩信，夷三族，而且还是先斩后奏但这事就是萧何帮着给办的。

本来萧何也不愿意，但是当时刘邦年迈，萧何恐怕也担心他脑子可能不那么清楚了，现在吕后权势熏天，萧何不得不屈服。

作为后人，或许可以说萧何胆小出卖兄弟，但是从大局着眼，萧何也没有错。韩信的确“国士无双”，但却锋芒毕露，只要刘邦一死，面对孤儿寡妇，谁能担保他将来不反？他一反，不是又天下大乱？

作为丞相和刘邦手下的老人，在萧何眼中，当臣子的再怎么有能耐，天下也还是姓刘。萧何就是认清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一切从大局出发，才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范蠡模式的特点则是见好就收，另谋出路。

此君在后世被视为儒商鼻祖，号称“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可谓是打工界的全能型人才，连司马迁都不得不承认他三次跨界跳槽都成功了。

多亏了范蠡，越王勾践才能成功灭吴，一雪会稽之耻。而当越王政权巩固后，范蠡则决心隐退，他还劝好友文种一同隐退，说出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千古名言。

可惜文种不相信越王会杀他，谁知果不其然，文种当了丞相不久，越王就给他送去了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时用的那把剑，文种无奈之下只好举剑自杀了。而隐退的范蠡，则隐姓埋名，搞起了个人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陶朱公，后世称其为“商圣”。

其实范蠡的这个模式，很长时间以来就是高务实的选择。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大概就是范蠡发家致富是在退隐之后，而高务实则是将政商两条路合在一起来走，但却左脚踏一条，右脚踏一条。

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打算如范蠡一样退隐的。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达成这一目的似乎还存在某种变数，只是不知道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临时生变，还是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萧何、范蠡这两种模式，其实与高务实的实际情况多少还是有些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兵权，亦或者说对军队的影响。

无论是萧何还是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