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辽东巡抚一职？”高务实听完张四维的话，一脸诧异地反问：“心学门下现如今有值得一提的文帅吗？”

文帅就是文人出任大帅的意思，也就是能够掌兵的巡抚、总督。一直以来，除了王守仁本人之外，心学一脉中的文帅迄今为止还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个别几个能打的文帅也都不是纯粹的心学派。

比如梁梦龙虽然是张居正的门生，而张居正又是徐阶的门生，但张居正本人的施政理念就谈不上“心学”，到了梁梦龙就更加与心学疏远，现在干脆“跳槽”到了高党的实学派阵营中来。

其实现在大明政坛的“心学”和“实学”划分已经与十年前有了不少变化，不再单单从师生关系、出身地域来划分，而开始以施政理念来划分了。

如果非要简单一点说，那大概就是心学派坚持“道德至上”，而实学派坚持“实效至上”心学派坚持“治国在于人，治人在于德”，而实学派坚持“治国在法，而法因时而变”。

正经的说，心学虽有反对圣贤偶像，破除经典权威的积极意义，但其宣扬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注：出自王守仁与王纯甫书。的“四无说”最终却酿成了支配整个学界空疏无实的学风，进而成为官场作风和社会风气。

“四无说”不是提倡人们去认识和改造社会，而是把人们引向逃避现实、脱离实践的歧途，为后来心学传人们搞虚无主义打开了闸门。这些王门后学鼓吹“现成良知”、“以无念为宗”，提倡敛心禅坐、虚静寡欲，使心学日益陷入空虚简陋的绝境。

这种弃实清谈的学风即便出现在一朝盛世，也会导致严重后果，更何况其泛滥于各种危机导致“并发症”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仅不能拯救危机，反而使危机愈发严重。

而实学派则与之争锋相对。其实高拱青少年时代曾研习过阳明心学，但他步入仕途后，目睹士风空浮，政治腐败，便逐渐认识到了心学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虚套”、“旧套”、“常套”、“故套”、“旧习”、“虚文”、“拘挛之说”，特别是对政治中的“八弊”陋习更是深恶痛绝，立志要彻底革除之。

在高务实的暗中保驾护航之下，高拱得以顺利进行改革，提出“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纲领，“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注：出自高拱政府书答答同年陈豫野书的改革目标。

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唯实的施政方针，强调遵“实理”，做“实事”，行“实政”，反对一切表面文章和虚浮之风。

不同于心学后进们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组建”的实学派在人才观、军事观、法治观和理财观上，也始终贯串着鲜明的实学精神，如讲究“综核名实”，“务核名实”倡导“以实为声”，反对“以声为实”力求“法必贵当”，“罪必责实”主张生财理财，“民受实惠”等等。

总之，心学派与实学派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心学尚“谈”，实学尚“为”。

因为这个施政理念之差，双方在政治斗争中的关注点也就有了差别。实学派这边比较重视的职务，在中枢就以吏部、户部、兵部为主。而心学派则尤其重视礼部的归属，同时对都察院也很上心。

而在地方呢，实学派格外重视北疆各镇及沿海各省，心学派则更重视那种农业大省，比如湖广、江西等。当然，实学派也很想插手南直隶、浙江等地，只是那些地方几乎是心学派的大本营，所以实学派搞了这么多年，也就塞进去一个应天巡抚。

这么一说就很明白高务实的惊讶来自于何处了心学派什么时候有兴趣关注这辽东巡抚一职的归属来了？他们的人能干得好这个位置的事？

张四维摇了摇头：“不瞒你说，我也很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但你知道，我和申汝默不可能直截了当的谈这些事，双方都打着机锋，有些事只能靠猜。他们为何如此，我亦无从得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要让他们同意增补子愚张学颜、君泽吴兑入阁，必须把辽抚一职让渡给他们的人。”

高务实眉头大皱，沉吟道：“大舅，甥儿在辽东的布局很大，若是我此时离任，到时候他们把我布置的一些事给打乱了可怎生是好？”

“都有哪些布局？”张四维问道。

这个话题很大，高务实只能简单的描述一下，然后道：“几名将领也还罢了，毕竟蓟辽总督还在咱们手里，应该不至于牵连到他们。但我那辽东发展的计划可就悬了，更别提答应永宁长公主的女校。”

“女校的事你就甭想了，你当人人都是李贽？他们那些人打死都不会同意的。”张四维道：“不过玉米和柞丝的问题我看还可以谈，明日我可以就此再和申汝默提一提。”

高务实一听大舅这语气，就知道他心里是打算做这笔买卖了，毕竟两位阁老换一个辽东巡抚，怎么看都划算得很不是？

他一时就没做声，张四维见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