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居正的驿站改革虽然偏于刚、强,失于柔、巧,但起码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好。
历史上的1629年,19岁的崇祯皇帝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虽然也强硬,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民众的负担,至于后来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反倒只是附带的好处。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因此,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而只是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可谓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崇祯在改革的执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要知道,嘉靖时期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逐步推进,均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要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刻完成!
这你还不失败,谁失败?
按照高拱、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看法,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能不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好比煎鸡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肯定得糊啊!
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最后都在一个“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还能不出事?
高务实思来想去,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盘剥当地百姓的毒瘤,关键还是在于它有盘剥的权力,想要消除这种盘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它失去这种权力。
但这个权力收回虽然容易,可收回之后还能维持驿站的作用就难了。
现在驿站有“盘剥”百姓的权力,许多偏僻之地的驿站都难以为继,年久失修都是小问题,规定应该拥有的车、马、驿夫等通通不达标,一旦有事,效率完全无法确保。那么试想一下,它如果还失去了盘剥的权力,这驿站设与不设,只怕是根本没有区别了什么事都做不了啦。
但高务实毕竟是干过基层干部的,他很敏锐的想通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大明的驿站实际上相当于后世那些“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算起来倒也是国有,但国家实际上不管你的吃饭问题,反而赐予你某些特权。
换做是谁,也得把这份特权用到极致啊,要不然上哪吃饭?
世无孔子,良心固然是个好东西,可毕竟不能当饭吃,饿死不是嗟来之食的人,永远是少数。
很好,这下子总算搞清楚问题的根源出在哪了还是那位太祖皇帝朱元璋。
没错,这个看似方便实则脑残的法子,就是这位真正打心眼里同情农民的洪武大帝搞出来的。
简直令人智熄。
所以大明的驿站改革,朝廷固然必须收回驿站盘剥地方百姓的权力,可是同时也必须负担起驿站的正常花销来。
那么这一来就出现了两个大麻烦:
第一个大麻烦是,朝廷现在穷得就差当掉底裤了,迄今为止高拱都还在为嘉靖朝还账,哪有钱负担驿站的开销?
第二个大麻烦是,朝廷为什么要负担各级官员出行的费用?哦,你说大家都是皇帝的臣子,出差当然要皇帝出钱?没错,可就算要负责,按理说朝廷也只需要负责中枢层面的官员出行才对,凭什么你地方上的官员出行,也要中枢财政负责?你地方上上缴中枢的税款才几个钱啊?朱元璋当年可是把林林总总加在一块的老大一笔税款都留在了地方,根本没有要求你们地方上上缴中枢的!
这个情况要让高务实来类比,就好比他是某南方省份的某市某县某乡镇官员,他现在要去北方某地考察学习,难道他这笔差旅费能直接找财政部报销去?
多大的脸啊朋友!
问题清楚了,根源也找到了,现在需要的就是想办法解决了。
咋一看,这是个死循环:朝廷需要驿站朝廷没钱负担驿站朝廷给于驿站特权驿站盘剥当地百姓官员盘剥沿途驿站朝廷还是需要驿站朝廷继续纵容驿站盘剥百姓。
说到底,这其中的根源还是在于一条:朝廷真的需要驿站。
别的不说,光是全国的公文往来,如果没有驿站,就全部都得抓瞎。那也就意味着朝廷的统治力被全面切断了,这还得了?
而且这承担全国公文传递的功能,即便高务实这种穿越者,也不敢乱出主意说成立一个私企来操办误了军情、急政,哪个私人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别说这私企的“法人”本人了,真要是误了大事,怕不是连十八代祖坟都得让朝廷给刨了,这可不是什么法治社会,鞭尸、刨祖坟什么的,真干得出来。
好吧,驿站既然无可替代,那就只能想办法满足驿站所需的资金。
高务实对于现代财务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