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好人的敌人就一定是坏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杀的人都是坏的。

更不能因为后世人对儒家的普遍坏印象、网上一片骂“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码，就把读书人当中那些试图做出改良优化的人的努力，也统统无视。

而李素作为这个世界的殿兴有福缔造者，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纲常正统上不能含糊，必须坚决建议刘备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研学术、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着他的旗号提出、那他李素可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圣作为殿兴有福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一个人的学术体系得逻辑自洽，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因为无论从事工商的人多少，每个郡县要养活的必要工商税务系统官吏，是绝对不会少的。

要收的税多了、税基大了，对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旧摊销”，当然是有好处的。

而缺点仅仅只是税务人员基本上没有闲下来休息的时候，得天天加班，但这都是官迷们该做的。

都千辛万苦科举考进税务系统了，说明他热爱这项事业，不该加班嘛？

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后，另一个好处也渐渐显现出来了：以诸葛家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开始往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这几年里，大汉终于出现了覆盖全国的民营物流网，成本还比朝廷的驿站系统便宜。

民营物流更擅长省钱，但覆盖率不如国营的全面、及时性也不如国营的好，这也是正常现象，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所以国营驿站系统，未来主要还是送文书信件，而大宗物资的托运，交办给民营就更加省钱。

互补制约之下，双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证，留点竞争空间，可以防止另一方没了对手后渐渐摆烂、彻底堕落。

最后朝廷驿站就成了类似邮政的存在，而诸葛家的民营物流成了相当于四通一达的东西诸葛家的产业最后交给了诸葛均。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