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州，基本能节约两千一百里水路，或者节约八十里陆路车载运输和两次换船装卸”来计算节约额的。

当然要注意，这里面的表述有一个“基本节约两千一百里水路”，并不是一概而论。

因为这是以“原先从江陵或者武昌走长江到芜湖濡须口、再转淝水淮河颍川到许昌，现在改成江陵或武昌直接往北走汉水和运河”来算的平均值。

实际上如果是从宛城到许昌，你非要头铁走水路还不换船的话，能省两千八百里，这是最极端的情况。

而要是从武昌更下游城市启运，比如柴桑，那节约里程说不定只有一千里。同理你要去的目的地不是许昌而是黄淮更下游区域，节约也没那么明显。

就好比走苏伊士运河的海船，如果出发点不是欧洲到亚洲，而是本来起运就在非洲，那当然省不掉“节约掉绕整个非洲里程”那么多，起步就已经在半道上了。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李素在算南阳-颍川运河节约里程时，是按照保守值算的。从江陵出发的物资（所有未来益州产出的物资要去北方，都得经过这个点，所以这个点最有代表性）能节约两千里，李素实际上折半只算节约一千里水路。

而收费部分是按理论节约成本五五开，官商各占一半利，也就是“相当于水路走五百里的运费”。

商人觉得交相当于船只五百里运费的过路费还是划算的，赚到的更多，那你就走运河。觉得不划算，那就跟宁可绕非洲不走苏伊士运河的现代商人一样，双向选择童叟无欺。

大多数乍一听这个数字的文官，下意识觉得刘巴和李素的过路费收费标准太黑了。

直接相当于五百里水路运费？那岂不是远远超过一船货物货值的百分之二？那可比原本的传统过路关税贵多了！

但转念一想，这些新基础设施就是朝廷筹资建的，觉得不划算不走不就是了么，朝廷又没逼你走。钱的事情让商人自己去算账决定划不划算，买定离手，倒也靠谱。

这只是给人民多一个选项，标价高一点又何妨？

“如果只是这样算账，似乎变法之后，‘过路商税’、‘过路费’分开，看似运输环节收的税少了，朝廷在民间商人运输环节收的总钱数，反而有可能上升。

不过这是建立在民间商业繁荣、原本不愿意跑的远途贸易都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的，所以倒也不是与民争利，是凭空多出来的流转之利，官民分享……”

一些文官内心不由自主如此认为，尤其以民部的孙乾为首。

虽然这种认知有点反常识，毕竟古人认为商业流通环节是不创造物质财富的，而且应该绝对鼓励节俭不鼓励消费，所以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

这种想法，跟后世司马光最初反对王安石商税改革、国家把专卖权定价卖给商人时，是差不多的。

司马光反驳王安石的理由就是：“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那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

觉得天下物质财富就那么多，朝廷要多用只能是从百姓手里抢，不能靠“发展生产力创造新财富、把蛋糕做大”。

司马光的想法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看来，当然是很可笑的，但汉末比宋朝还远古落后，比司马光还想不通的迂腐古板之徒可谓大有人在。

只不过李司空位高权重，刘尚书所言也貌似井井有条，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

李素的变法内容，也确实比后世的王安石更加高明。加上外敌威胁导致的变法压力，他们不理解也只能选择先接受、再慢慢理解。

……

刘备赐宴结束后，有司官员稍作休息，就加班继续午后的商讨。

因为参与的朝臣人数变少，场面也没那么严谨了，刘备非常大度地给参与御前讨论的群臣都赐了坐席，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之前站了一上午也辛苦了。

午后的议题从“官榷专卖权的转让”聊起，也就是把原本盐铁官营，改成宋朝那种“民间商人可以花钱买抄引，算作提前缴纳了足额盐税，从而承包盐业份额”制度。

这种操作，跟汉武帝以来的专卖具体操作肯定是有区别的，但道理大家都还觉得容易接受。

毕竟三百年下来，“直营国企”的效率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是每个时期都有王连那样又有能力又清廉的盐铁校尉、或者是张裔那样管理和技术都懂一点的将作监官员，能把盐铁政务搞好。

就算有王连、张裔这样的人才，如果能让他们腾出手来只做监督巡查工作，而把具体经营交给商人，也是一件好事，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一番讨论后，朝廷决定以后井盐等高质量盐，按照在生产环节、每石产量预征收六百钱盐税。低质量的海盐和部分池盐，按每石产量四百钱预收。

商人交了钱，就给他们相应分量盐的抄引，也就是完税凭证、允许贩卖相应分量的盐。

抄引面额从十石起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