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出身之官员，虽学的是实学，但岂能支持这等‘进步’？”

“到时候，天下汹汹、必要反弹。又使小农工匠，记得城里无产雇工的‘进步’言论。”

“日后即便城市雇工起事，小农与工匠记得当日之仇，必不肯帮。只怕心中还要想，这‘进步’不要也罢，着实可怕，城里人靠不住，还是靠皇帝的好。”

“再招安那等起事之人，令其驻扎先发地区城市周边，以防城市之变。新仇旧怨，岂不用心？”

“如此一来，显学何显？”

“驱散‘进步’，有甚于将小农和工匠打为反动的一帮之言乎？”

“改良也好、均田也罢，日后便都出于朝廷、出于圣旨，而不是一个学派、某个纲领主导了。”

“而工厂主等，见小农工匠起事之可怕，多半也要收敛，知道若非朝廷罩着他们，他们便要被挂在树上。他们的软弱性，朕早就见过，到时候又何愁他们不敢不听话？”

“若是大争之世，工厂主需要朝廷的海军、刺刀、大炮，去和别国的工厂主竞争，倒是容易听话。只是如今放眼天下，外无敌国外患、又无能竞争的别国实业主，他们便很容易不听话，那边需要用国内的一群人来吓唬他们，让他们听话。让他们知道，若无皇帝，他们根本压不住局面，如此方能让他们乖乖来降，收起那些膨胀的心思。”

“经此一事，工与农之联盟，已不可能。工无农之援，形单影只、势单力薄，若不依靠圣君天子以制工厂主，又靠谁来？”

“雇工易收买，危机爆发时候，鼓吹‘进步’，鼓吹内地市场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内地的小农和工匠，他们必要上当，而不会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东进后再发展大工业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联盟，分而化之，先把小农逼到皇帝这边；然后断其盟友、斩其内援、使雇工孤立，只能寄希望于圣君，再把雇工逼到皇帝这边。”

“如此，则效过去故事即可：过去周护小农、抑制兼并，但实则仍是与士大夫地主士绅治天下。”

“日后也是一样，名与义，周护小农、雇工。但实则还是与大资产者治天下。”

李欗并不知道他说的这套东西的学名是啥。

不过其实以后世的话来总结，其实就是“拿三加拉萨尔”这一套的反动封建社。

这和大顺这边的“内外分治”的情况有关。

内，是小农社会，颇类拿三时候小农普遍贫困、被高利贷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溃的法国。

外，是财阀军事贵族大资产者的社会，一如拉萨尔时的普鲁士。

小农问题，所谓大东进运动、均田、迁民，可以视作拿三的【论贫困的消灭】的大顺变种。

雇工问题，即所谓的【只要皇帝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皇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皇权，那么工阶级就会倾向于把皇帝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天然体现者】

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刘钰的改革给大顺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后遗症——皇帝比雇工和小农，更早接触到阶级的这套东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动社，又是罢黜百家之后社会的底色调。王莽改制，就是个高炉铁、垄作法、亩产百十斤这等生产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动社的社会实践。

偏偏，刘钰已经死了。

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刘钰的那套话语，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农和手工业者，打成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一帮；把农民起义，打成基于地产原则的反动的一帮。

本身这套东西，就很容易搞成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伊里奇也狂喷过这个问题，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否则只能形成……】或工联、或工贵——典型的，就是爱尔兰铁路工人对华工的态度，没人灌输，反动至极。

而大顺这边，还有个更蛋疼的“第一列强”很可能出现的“工人的贵族化”问题。

比如李欗说的那种情况，真到危机的时候，先发地区的工人，会不会压根不管内地小农手工业者的死活，为了自己有工作、挣钱，就要求打开钞关子口、取消内地落后的保护、夺取市场呢？

很显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动的思想灌输，扭曲“进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关，那的确非常容易被带歪了。

而大顺内地的情况，又无奈至极。

大顺拿到了南洋和印度这俩原材料产地；拿到了海运和水运优势；拿到了日本朝鲜南洋东北的粮食来稳定先发地区粮价……

内地，比如说纺织业，无论怎么样都争不过。这是必然的。

不管是粮价、原材料价格、资本丰裕等等，全都争不过，搞“重农主义、自然秩序”的结果，根本不会是什么竞争之下的蓬勃发展，能也只能是内地原本的手工业迅速破产，而绝无可能萌芽成长为大工厂。

当然，你要说大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