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就像是一个人饿极了，不给个馒头，却给一碗水一样。不是说不喝水就行、或者说不用喝水，而是说时机不对。

这种愤怒和不满，说到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把中西部地区的人，也当成人而已。

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愤怒和不满的。

既不需要救亡图存。

也不需要追英超法。

而且，本身，长江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在那摆着。

老马说：【在大宗海陆贸易中心……工场手工业找到了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地以交换价值为目标】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这种纯粹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自发就可以演化为大工业。

可以说，大顺之前的手工业，确确实实是靠地租等农业剩余发展起来的。这是基础、底子。

而这个底子，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虽然有点畸形，不过生产力本身作为文明成果是发展起来了。随后的对外扩张，通过击败了西欧的商业资本，扩大了市场，继续发展下去，松苏地区做世界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肯定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小康”和“大同”，这种文化浸润之下，对于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追求，这里的“大同”，就算说不包括其余人，那么中西部地区的两亿多百姓，总是要包含在内的吧？

这种传统思维和文化，肯定是潜移默化多有影响的。

历史上，哪怕到了八国联军都进京城了，很多留学生的思维，还是琢磨着“大同”的。

以至于有人写文章狂骂。

所谓【新学学生，善讲大同，学我国人之无民族思想至于极点。远者不论矣，试读最新之议论类，皆主有世界大同、并无东亚、西欧之区别】

【此种臭谈、此种贱奴、欲得而扑杀之】

当然这种纯粹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以“抽象的永恒正义”为基础的世界公民的想法。

但也足见那些先辈的传统思维，会像鬼魂一样萦绕在后人头顶，并且在变革期迷迷糊糊地如老马所言学了点外语脑子里就先想着用本国语言翻译一下，这种翻译是潜意识的很难阻挡的。

而大顺这边此时这些均田的激进派，他们大多数还是“空想社”，甚至是“主观社”，迷迷糊糊，脑子里模糊地有点意识，但“主观”上的意识距离科学的分析还差的远，甚至很多“主观”上社的，实质上的路线则可能是极为反动的。

这都很正常。

于此时，他们就是觉得，既然说天下内的那些非长江口、非沿海、非扶桑早期移民的那些人也算人、也是百姓，那么总要有个具体的路线，让那些人的日子也好过起来。

主观上这样想。

具体怎么做，他们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简单纲领，亦即所谓的此时大顺之显学。

只不过，他们终究太年轻。

讲道理，他们懂道理。

讲科学，他们也懂科学。

但，他们不懂皇帝。

既是争论到了“买椟怀珠”、何为椟、何为珠的问题，主持这一次学社讨论会的前辈，终于发话了。

说是前辈，刘钰没跑路之前，他也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跟着刘钰在山东黄河河道上干了几年。

那时候也颇受刘钰喜爱，只是后来并不曾继续仕途，反倒是在这里组建了通儒学社。一些“托名之伪书”也多由此出。

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小伙子，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单从年龄上看谓之前辈名至实归。

面对两派关于均田还是不均田的争吵，这位主持的前辈并不定夺。

但当谈到买椟还珠、均田派对科举改革这件事不理解的时候，这位前辈还是发话了。

“昔日，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天下、天下，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方有天下。”

“若是只靠你们做成大事，你们欲做关陇集团？还是想当淮西勋贵？谁人制之？”

“科举选天下之才，方能制衡。”

“实学派只是朝廷可用之工具，而不是说朝廷只是实学派实现理想的工具。”

“二者不同，自然你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