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抛掉，一个陕西皇帝，这个理由实在没法用。

反洋夷侵略？

这个，在大顺，要反洋夷，得跑泰晤士河口去反了。

为中华之崛起？

这个，大顺现在虽然是个缝合怪，但谓之马上到来的19世纪的压路机、世界第一列强，这个还当得起吧？

为华人的生存空间？

这个，更没法用了。之前就说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大顺现在立刻死了，天下大乱五十年，环太平洋区域，从澳洲到北美，华人已经完全占据绝对的人口优势了。但华人有优势，和西南山区、西北干旱区、普遍人地矛盾爆发区、华北生态崩溃区的那两亿多百姓，基本没有啥关系——此时世界的五分之二的人口，如果全面工业化、全面富庶，和全世界一起富庶、全世界普遍工业化，那也没啥区别了。

所以，其实最后也就剩下了一个选项，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科社出现之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反动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资社等等。

在加上传统因素，不免在科学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大顺也就只剩下纯粹的“天下大同”这个选项了。

问题在于，天下大同，怎么走到？

之前，儒学一脉，争的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然而，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这套东西再怎么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小农手工业时代。

如今，时代变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套东西其实走不通，尤其是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周礼、周官之类的书，多半是一些人为鼓吹王莽改制而写的……呃，“小说”设定。

和颜元、李塨等人闷在家里，俩人憋出来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学校制度”、“税收政策”、“军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儿。

而现在，大顺这边唯一能撑得起来这个“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的，其实也就剩下刘钰的那一套东西了。

然而，问题在于，新学派当年为了防止被灭杀，只教“术”而不学“道”，大部分“道”的内容，都是潜移默化和只言片语的。

这也是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某种必然。

就好比说。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许多律师等中层，作为思想家和平民之间的联系。

所以，圣西门会说，法革那群人的口号，和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辞藻。

而华革，则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沟沟里，面对着一群文盲和基本没出过山的农民。

所以，风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让半文盲听明白的。

而刘钰当初面临的情况，就是大顺允许有圣人，但一定得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圣人。

皇权强势。

正值王朝中期，休养生息结束。

加之以史为鉴，还有“复古半圣意见领袖”安汉公、还有“一人易天下之学”王荆公之类的事。

故而，刘钰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这个身份，就注定了，新学一派里，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东西只能只言片语、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这个定死的上限，撑得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吗？

如果刘钰没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这么这个定死的上限，撑不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个空想——只有术而无道，也就意味着没办法自行的逻辑演绎出最终的结果。

问题在于，刘钰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所以即便是定死的上限，只有术法，那么他依旧可以描绘出一个差不多的、听起来并不遥远的、似乎可行的美好的未来世界。

所以，在大顺这个缝合怪，此时早已注定的排异反应发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把刘钰的尸骨运回来安葬？

后世有句话讲：天王杀天父，终究一场空。收拾包裹回家去，依旧做长工。

那要是“天父”早早病死、或者自然死亡了，而“天王”依旧还能得到指引、并且有证据表明依旧是“天父”在指引呢？

如果说，大顺的实学派，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逻辑思辨。

那么，创立者也不好使，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用方法论和是逻辑思辨，是可以推出后续的正确结果的。

或者说，如果大顺的实学派，学的是一套科学的理论，是可以通过逻辑演绎和运用方法论得出后续的结果，那么这一套是没有任何用的。

但问题是……刘钰，更像一个……先知。

而不是一个大顺的思想家、哲学家。

就像是，他可以漂亮地解出一道立体几何的题，但他连几何的许多基本定理都不教一样。

他只是个先知。

一个“预见过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