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过吗？李淦是觉得，毫无问题，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萨摩藩自己干都没问题。

既如此，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在印度站稳脚跟”之前下南洋，那真是昏庸无道了。

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个“因噎废食”的人、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扩张能够压到内部混乱”的说法。

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认可如今朝廷的朝贡和贸易政策，但也看得出皇帝是真心想要改变的，朝鲜都已经被大顺逼着开关、废弃了京城朝鲜使团的贸易优待……这朝贡国里，朝鲜就是天花板了，朝鲜都如此，日后其余朝贡自是可想而知。

不过皇帝也没有当众说下南洋的想法，只是吐槽了一下荷兰国兵弱。

随后又问道：“这商贾之事，与以往多有不同。不管是刑、户等政府，都需慎重对待。朕所担忧者，唯有一事。就是科举出身的人，是否能管明白这些事？”

这话，按说不该是问刘钰的，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子打不着干系，他又不是科举出身的，问了也是白问。

但皇帝说完这话，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出身的人，而是望向了刘钰。

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

这时候，刘钰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这种事都是新事物，科举学的那些玩意，根本管不明白。

或如以前说的“王者不治夷狄”，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那不是对牛弹琴吗？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拿着经书之言、君子之义去要求商贾、管理贸易，这不是扯淡吗？

所以，似乎就该改革科举。

另一个选择，那便是说“行、没问题，肯定能管明白”。

按照常理，说都知道刘钰既不是科举出身的、也是一直鼓吹实学的，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谁也不会说什么。

包括皇帝在内。

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是皇帝借题发挥，想要借刘钰的口，来吹吹“科举改革”的风。

但没想到的是，刘钰却道：“臣虽不认同甚么‘天地至理皆在物中、格一物则通万物之理’的道理，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科举出身的，一样可以管好。”

“昔者，王荆公虽兴‘新学’、搞‘三舍’。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啊。旧学出身，却搞新学，亦无滞涩。”

“科举选拔，皆天下之聪明才智之辈，处置此等小事，当无问题。”

“无非是牛拉犁铧，小牛不会，只要拉上几天，也就会了。朝廷自有法度，若无前例，则立新法便是。所谓，下不为例，如此而已。臣亦不过三四流人物，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

“日后若边事安定，想来尝试几年，谁都可做好。”

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点点头，心道你倒是识大体，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就要学李卫公“阖门自守”了。

看到皇帝点头，刘钰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心道，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多说朝中的情势，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

可以举的例子很多，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子，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

王安石不只是变法，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意识学问的领袖”，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

就像是科举一样，你答题，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

朱子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子的思想、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王安石变法，随后自己搞了“新学”。

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识形态，借着《诗经》、《尚书》、《周礼》的新注解，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搞出了荆公新学。

配套三舍法取士、配套官学统一思想，这才是变法。不学荆公新学、不用新的意识，想当官？别想！

用后世的种种，也很容易理解。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四海一的“一”字，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点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

大顺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那就是“破而未立”，以至于一而不能。

朱子学毁了，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没有搞出来一整套的体系、一套从上层基础到下层运行的一整套体系。

皇帝问这句话，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实学，到底是术？还是其中也有道？

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你是做术的第一人？还是准备顺带搞出道，做王荆公？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