钰一直说他只是中人之姿，也说过当年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指挥官、数百人毁灭了南美帝国的那些人，其实也就是三四流的人物。

论及倭人那边的德川吉宗，放在德川家的历代人物里，亦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

李淦考虑了一下日本的制度，以及德川吉宗的一些改革政策，也承认刘钰的话，确实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但终究还是只能在那个圈里打转。

可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算起来一二流的人物，被刘钰这种三四流的人物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甚至逼到了不知该怎么办的程度。

这就有些问题了。

李淦心想，如果新生事物，旧人无法面对、无法处置，也不求能够“治不病”、若连能够“治小疾而不至深”的手段都没有，面对新生事物茫然无措，左支右绌……

那这就不是小事了。

要么，选择一切回复旧时代。

要么，就得连同科举、选拔、经书等，全都要改。

而后者，动不得。

李淦是要开办实学，但一则是单纯为了军队、尤其是海军。

二则为了在他生前解决良家子问题，以免日后的子孙无能，无法平衡或者导致无法压制那群良家子，最终成为一团割不掉的毒瘤。需要将良家子学的东西广泛化，从而牵制和掺沙子。

但他可从没动过改革科举的想法，哪怕大顺开国时候，在西安也赶忙举行了科举，东林五虎将霹雳火惠世扬、大顺右平章事主持的。

谁动科举谁就得死，这一点李淦心里还是清楚的。

之前大顺改动了一次科举，也就是小范围的小打小闹，为的是尽量公平使得寒门贫户亦可暮登天子堂，最多也就是前期选拔的时候把主观性太重、需要财力家学见闻等才能薄晓的策论等，往后挪到了进士之后，之前复用格式固定、穷人读几本书也有机会的八股。

至于更早一些的，那是大顺开国一扫天下之前，就定下的以良家子三舍法牵制科举一家独大的情况，又未必避免出现王安石改制之后全用三舍法以至党争一派的情况，这才分出了这么个奇葩的双轨制。

但现在，如果说新事物必须要由新人才能应对，或者说旧人一点都无法应对，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将打破朝堂的平衡。

以往的旧事物，是武德宫与科举殿试出身的人，都能应对。

当个县令，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差毬不大。

当个平章事，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

没有人和什么东西是绑定的，所以皇帝可以居中调节、坐看虎斗，从而维持局面，也不用担心一家独大。

但若是新人才能处置新事物、旧人完全不能应对新事物，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群朝中的人和天下的一群人是绑定在一起的了。

那可比宋时的党争可怕多了。

宋时党争，终究还只是朝廷内部。新党旧党，依旧是一群人，只是路线不同。

若搞成李淦设想的最坏的那种情况，宋时的新党旧党之争算个什么呀？

日后稍微有个能力不成的继承，恐怕就要天下大乱，新旧之争，决出雌雄，谁赢了都必要让对方死。

不只是朝中的人要死，更是他们代表的那支力量，也要死绝。

此时虽然这种苗头还不太明显，但李淦睁开眼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后，已经有那么一丝察觉。这是皇帝的职业病，也是一种特有的职业敏感，隐约觉得刘钰倒不是隐瞒了什么，而是在出问题之前就先解决了，以至于让他看不到问题。

又或者……

到底是“治不病”？

还是若以医者论，体内生了病，但刘钰这个医生每次都开一些止疼的药膏。吃掉就不疼了，一直吃，一直不疼，所以似乎没有病。可病却并未祛除，将来有朝一日，这病就要到“疾在膏肓”的程度了？

想到这，李淦叫来了太监道：“你去将鲸侯当年请设贸易公司、水手后备服役制的奏章找来。”

刘钰的许多奏折，颇有心意，多抄存有副本。贴身的太监能混到皇帝贴身的程度，自是有些手段，博闻强识那是最基本的。

很快，就从一大堆留存的奏折中找了出来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