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刘君送来数船甘薯为种、又有《甘薯救荒书》为术，则饥荒要恐波及百万人。”

“我曾想过中华常平仓、平粜法，以此稳定日本之米价。谷贱伤农，伤士，士、农，日本之本也，不可伤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荆公有常平、平粜、市易、青苗诸法，奈何人微言轻，又有狷狂之名，无人肯用。”

“如今开埠，两国之间互通有无。这常平仓建不起来，两国倒是可以互为常平仓，均衡米价，不使士、农因米贱而伤。”

太宰春台也是满腔愤懑，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日本连个常平仓和平粜法都没有，米价涨的时候吓人、落的时候惊人。

奔走数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常平仓”、“平粜法”、“市易法”、“青苗法”之类的唠叨，都觉得听起来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内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关、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卖掉以补贴财政的，这事儿得幕府出面。

否则的话，本藩建了常平仓，又挡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场，根本没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是朱子学，幕府将军倒是听说过太宰春台的名头，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这个非朱子学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粜之类的办法没得用，太宰春台在询问了大顺的物价之后，就认为开关开埠是一件好事了。

虽然他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但仍旧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旧认可武士和农民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对经商买卖，但认为农业仍旧为万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为压舱石，至少可以逐渐拉平到和大顺近似的米价。从9钱库平银涨到一两四五，武士和农民的生活都会大为改善。

刘钰之前看过他之前写的书，觉得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时能有经济的眼光亦算是难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学界而言，当初和他争论、互喷过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们还没成长起来，如今在日本这边嘴炮最能打的就是这位了。

基本上就这个时代而言，在经济学的见解上，此人亦算是当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经济理论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补补的那群人强。

如果这个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刘钰压榨日本的预期，看不出其中的大问题，那么基本上也就稳了。

有心看看他对开埠之后经济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两国互为常平仓之说，正是天朝日后宗藩体系的仁政之举。”

“米贱伤农，此事不可不察。米过贵，也更伤百姓。需得让米价达成一个均衡的值，那才最好。”

“春台先生对开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还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台早就考虑过此事，亦道：“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埠还是好的。”

“凡治国之道，务要使米贵而物贱。米贵，则士、农方有余钱，购买货物；物贱，士、农购买的货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够促进工商的发展。”

“大国货物，想来价不高。若大国产、日本也产，必要价低方可能入港售卖。如今，日本的物价也会降低。”

“而稻米，大国米价贵约一倍，正可带动日本米价上涨。米价上涨，则士、农余钱便多。这是好事。”

“米贵物贱，方为日本之未来。”

这话如果放在后世，肯定会被人骂一通，觉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粮食价格暴涨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会出现粮价高、而其余物价低的情况？

但这个时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国围绕《谷物法》的大辩论，这种想法依旧是主流想法。

可以说是脑子问题。

也可以说是屁股问题。

虽然形式上和几十年后英国《谷物法》不同，但本质上区别不大。

形式上，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粮价飞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贵族们，施压要求不能进口，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日本此时，工业革命的影儿还看不到的，也正因为工业革命没影，所以粮价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贵族们，认为出口粮食是好事，以保证粮价，从而保证他们的利益。

刘钰可以理解他们的屁股，却对那句“米贵物贱”有些不解，便追问了一下。

太宰春台也是有心解释清楚，遂道：“米贵之好处，惠及士农工商，非只于士、农。”

“若米贵，不知士农余利颇多，商人的雇工，为了保证他们可以买得起米生活，以金银论，是不是给他们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开埠之后，货物涌入，大国货物便宜。伴随米价上涨，士农自不必提，而为商人劳作者，因为金银薪水提升了，刨除掉买米的钱，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钱一样。但因为大国货物涌入，米粮之外的物价降低，同样的钱，他们不也一样可以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