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的框子里去。

何心隐的萃和堂是如此；颜元的井田王政是如此；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公田制依然；黄宗羲的破一统而再封建均田还是如此。

只能在这个圈里打转，走不出去了。

换个洋气点的名字，儒家发展到此时此刻，面对新时代的曙光和黑暗，其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浪漫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反动，使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

萌芽长成的大树太可怕了，要吸血吃人腐骨蚀魂，那我直接把萌芽砍了不就得了？

什么叫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既要理想，又要小。

那便是，仁义之下的井田制，仁义之下的行会制，仁义之下的乡贤乡村。

其实也挺好的。

只是这句话是有两个要素的。

“理想化”加“小生产模式”。

后者，小生产模式，好说。

前者，“理想化”这三字等同于扯淡。理想化的仁义，带来的就是现实的不仁义。

这是为什么日本非要锁国、非要搞一土一作制、非要压制商人的原因；是为什么前明一开始就把天下设计成一个几乎不流动的大农村。

这也是为什么刘钰极端、极端害怕国子监的儒学学生去欧洲的原因，更是非要派威海一批没学过儒学仁义的人去革命老区巴黎的原因。

启蒙思潮派别很多，但儒生的儒学仁义的文化基因，注定了他们天然最亲近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中的经济浪漫主义，也就是空想小资社——把萌芽快要长成的大树非要塞回胚芽里的派别。

那是让正统资本主义，以及正统科社马恩联合一致，恨的牙根痒痒的派别，而上一个获此两家联合反对之殊荣的，还是正统封建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基因决定派别亲近。

不是仁义不好，而是正统资本主义是真不仁义，吃人的效率可比小农经济四百年才循环的速度快多了。

一旦接受，融汇中西，仁义加天然亲近的“经济浪漫主义”，这路就要彻底走歪了。

刘钰不想让大顺出现这种“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的路上，那就只能尽可能对外扩张，用对外扩张来分担初步工业化的痛苦，把痛苦转嫁给外部一些。

逐渐把这个可以把大顺的命要了的怪胎养起来，在有能力吃人之前，不要让皇帝和朝廷看到它的獠牙。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拿到外部市场之前，迟迟不敢在纺织业上动心思的原因，宁可投入巨大的钱财搞蒸汽机、搞铁路等久远费钱的计划，也不先搞看上去更容易一点、更容易挣钱的纺织业。

没有外部市场，赚的钱都是内部的钱，小农也小手工破产分分钟的事儿，皇帝为了江山稳固，定会把纺织机全都砸个粉碎。

皇帝所说的“治本治末”，对象是大顺这个封建帝国，这一点刘钰可以确保，谁来了也没办法，等死就好了。

见刘钰在那猛劲儿摇头，李淦心中一沉，随后又轻松起来。

心道莫说你们没有治标治本的办法，便是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又有谁做到了江山永固呢？

苦闷散去，倒是看得开了，笑问刘钰道：“鲸海移民、南洋求活、垦殖蒙古、迁徙西域，这都是治标之术，对吧？”

刘钰也笑起来，补了一句道：“说不定科学院可以搞出亩产十石的办法，也未可知。”

“哈哈哈哈哈……若真能搞出来，朕赏他紫禁城骑马、一品文服，以此功封个子爵也不为过。”

皇帝只当是个笑话，大笑过后，全然不信，心里只是琢磨着移民治标的方法，便挥手叫人先散去，只叫刘钰和江辰每日朝会散后在此轮流当值，若有急事再行召见商议共商。如非急大之事，可直接递书于卢挚垒，天佑殿自会按流程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