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法，不是一拍脑袋就能解决的，而是靠无数细节和详尽的操典复刻的。

操典的每一步，都是流了几万人的血流出来的经验，可谓是增减一分都无益。

最基础的楔形冲锋，如何用纪律让整体战胜个人骑术的优势，这里面就大有讲究。没上过专门军校的，肯定玩不转。

虽说汉尼拔学的是军事工程学，多少算是跨专业，但这种基础的东西他应该也懂。好说也是法国贵族沙龙里混过的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既有人才，只要给钱，弄来枪支，练兵倒是不难。

但若是皇帝有心尝试下第二条，也就是朝鲜、日本以及移民的事，那就需要多做一些准备了。

用不用是一回事，用的时候准备好没有，又是另一回事。

朝鲜问题，刘钰插不上手，那关乎朝廷的外交国策。

天朝直接插手藩属事务，是对“天子不治蛮夷”这个一直以来传统的挑战，必然要掀起轩然大波的。

那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让天佑殿和朝臣们慢慢讨论去吧。

况且皇帝也明确告诉刘钰要“躲”一阵，自然是不好这时候再冒头的。

航海技术，这个不用愁。

刘钰抓了白令、切里科夫、斯文等一系列沙俄探险队的头目，这些都是在人类地理大发现史上留名的人物。

攻破木鲁罕山卫城，也抓了一些为白令探险队造船的木匠。

船也不是问题。

刘钰整个朝鲜、日本、奴儿干都司移民计划的难点，其实在日本。

朝鲜这地方，贸易也能赚一些钱，可明显不够。卖卖朝鲜人参，赚不到几个子儿。

想搞钱，用钱搞移民，还得靠日本贸易。

然而日本现在锁国，前几年还刚刚闹出一个笑话：日本改元“正德”，鉴于日本的贵金属银铜等大量流失、外来货物不断增加、提防天主教死灰复燃种种因素，日本的贸易政策变得更加保守。

需要办理特殊的令牌，才能允许在长崎进行贸易。

这个贸易政策，是日本“正德”年间发布的，所以令牌上写的也是汉文的“正德”字样。

这就让大顺的海关人员大为惊诧：莫不是那些东渡日本的南明人，这是准备反顺复明？或者倭寇想要借“为明复歪脖树之仇”的名头，再搞一波事？

要不然干嘛贸易令牌上还有前朝年号？难不成是什么信物？

于是扣押了一年，严禁对日贸易，直到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放行。

这笑话刚闹过去不久，日本的锁国政策本就严苛，使得大顺的很多货船在经历了“正德”风波后，失去了对日贸易的机会。

然而大顺缺铜，好在这几年云南民间铜矿大发展，所以有“云南有铜矿”喻家富的说法。

日本多铜，自然想着多和日本贸易。

可是日本这几年白银和铜大量外流，又出台政策，定量贸易：每年就出口一定数量的铜，先到先得，没有贸易令牌的船，根本没有机会交易。

走私别的还好，但走私想搞到大宗的铜，那就不用想了。

想破这个难题，说难不难，说易不易。

日本此时的幕府将军在搞改革，恢复了“鹰狩”的传统，希望让日本的武士们练一练骑射。

骑射也是日本武士的传统艺能——想象中的蒙古征日本，是蒙古骑射对日本武士刀，然而实际上是重步兵加震天雷等火器，对抗武士骑射——蒙古征东副元帅，骑马对射中被日本武士骑射射伤，大约算是熬鹰啄眼？

然而日本没好马，这些年骑射技术也严重退化，马都退化的快成骡子了：不论是大顺汉地武将，还是蒙古，日本的马和骑射都差得远。

再一个，日本野心一直未死，仍旧希望刺探一下大顺的军事情报。

虽然不少干贸易的商人对日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那些干贸易的商人身份不够接触不到真正的东西。说的那些玩意儿一听就有问题，日本人又不傻。

再就是万历援朝的教训，加之明末一些被招募来和大顺作战的日本流浪武士、被流放的切支丹教徒武士等等，都让大顺也对日本存在着戒心。

加上日本根本也不朝贡，而是妄图搞“小朝贡体系”，所以对日贸易大顺这边也一直查的很严，那些商人也带不去什么有用的情报。

日本那边为了搞到改良马种的战马、骑射技术、大顺的军事机密，必然要开高价。

一匹没有去势阉割的战马，就能换一枚对日贸易的令牌、白银赏赐，以及一定量的铜贸易量。

一个精通蒙古骑射法的武士教官，也能换一枚对日贸易的令牌、白银和铜贸易量。

当然，还有大顺的军制体系、典章制度这些东西。全都能换贸易许可和铜。

这种事，刘钰不想作死的话，肯定是要先汇报，得到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