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了，你爹不做官，你爹不是公爵侯爵，你一个贫民娃娃对朝政能有什么见识？没有见识，国朝文风又喜阔大，哪里写得出来？

就在康不怠中秀才那一年，当时的右平章事上了一疏：说是开国定制三十余年，所中举人者，未尝有贫民子弟，至少都是家里有地百顷以上者，无一例外！地有百余顷，尚且称寒门，这是要出大事的。

世人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此以往，恐乡野之人再不读书，因为读书无用——买不起各种书籍、没钱参与社盟，就没有见识，就写不好策论。

而且策论导致很多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或是夸夸其谈以为搏名；或是重视韵律而失文章真意；或是看批阅之人的喜好故作投其所好之文。

国朝自明末乱后，废朱子而不立新言，以至于思潮混乱，百儒争鸣，难以界定。

而前朝八股取士，的确有禁锢之弊，然而最起码公平——要读的书少，经济上公平。

穷秀才也能读得起要考的几本书，至少还能给底层人一个希望，也有助于底层人学习，博个希望。

若学习不能做官，则无人肯学。

长此以往，只怕朝中大臣皆出于官宦之家。

而名为科举、实则九品中正。

此大弊也！

当时的右平章事是有见识、有能力的，当时就认为，国朝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到“一道德”。

哪怕王安石变法，那也是拿出来了《三经新义》，最起码有个标准教材，对一句话的理解，得有个官方的正确理解。

现在国朝说是用永嘉永康学派，但是一来学派争端还在，只是凭借史书记载的只言片语去解读，没有形成体系，也就没有对经书的“微言大义”的标准理解。

二来太宗皇帝虽然天纵奇才，但其对永嘉永康学派的理解，更趋近于“墨”而非“儒”，义利之辨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破而不立，未成体系，国朝至今也不曾有个朱熹、王阳明这样能够破而后立自成体系的人物。

以至于考“经”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往往又以主考官的个人思想为准绳。

种种之下，人才固然有，也固然百花齐放，但实在是不公平。

八股的弊端，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若嫌弃八股禁锢，只要多取一些书作为选题即可，不要出现“截题”这样的情况就行。

也不是说非得用八股文取士，完全可以户政府出钱，大兴学堂。以国朝北派儒学的想法，搞分斋教育，国家出钱让贫民子弟也能入学，也能有见识。

然而……没钱，搞不起大兴学校的教育方式。

既是户政府拿不出钱，那还不如复用八股文。

最起码格式固定，主要看文笔、字迹、是否通畅，是否聪明。只要不把选题范围缩的那么小就好。

朝廷真要是想用北儒一派，分斋教育，一半考经书、一半考实学，那就拿钱。这办法的确好。

没钱，还请做到给底层一个希望。

若说八股禁锢，那么诗词歌赋也都需要固定的格式啊。写个宋词，难道不要按照词牌名的格式去写吗？写首诗，难道不该遵循平仄吗？

格式是禁锢的，但为什么不改内容而定格式呢？

当时的右平章事也说了：臣不是不知道八股的弊病，也知道分斋教育的好处，但是再好的东西远在天边没钱去办，不如选择近在咫尺的折中之策。

上疏之后，朝堂震动，半年的讨论之后，终于推行了改革：三年后秋闱，复用八股，延续策论，增加八股选题的内容，召集大儒研讨“浙东学派”，欲如王安石之《三经新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做到一道德、一对错，再进行更为彻底的科举改革。

那一年正好是康不怠考中秀才的那一年，他们那一批人，便被称作“最后的策论秀才”，或称“苦三届”。

毕竟从他们取秀才后三年的秋闱，就要改革了，他们是最亏的一拨人。

一部分人成功转型，去学习八股文。而康不怠则因为文风洒脱不羁而近老庄，又确实懒……遂去他娘的，不学了。

跑到京城在翼国公府里做了个清客，虽是看人脸色、又需捧哏的职业，但毕竟国公府中的人，寻常人也不敢招惹；二则国公府里也需要文化装点门面，亦或是改建修造，也能让这些清客参与，捞一些油水，日子过得尚可。

过得尚可，便越发懒散。每日捧捧哏、对对词，闲下来就喝酒、下棋、弹琴、赌博，倒也过得快意。

赌坊里的人虽有几个识字的，却也分不清策论、八股、秀才、举人，更不知其中的变化，康不怠也懒得解释。

正准备起身离开时，又有人问道：“康秀才，你既有见识，怎么不去考武德宫一途？如今都知道，想要做官两条路，选官定额科举二武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