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天子对方国、藩国、邦国的统治，安抚四方的诸侯。

汉武帝时期，朝廷设立了“大鸿胪”，掌管边疆诸侯事务，负责对外联络。“大鸿胪”的主管称“译官令”。为培养翻译人才，汉朝时期，官府还设有专门的学校。据《汉书》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这里的“五方”就是“狄、蛮、戎、夷”等世居之地。

随后的晋、唐、宋也都设有类似的机构，到了明朝，明太祖诏命应天府设立了“会同馆”，编撰《华夷译语》等工具书，同时培养外语人才。由此可见，咱们汉人本来都是睁眼看世界的。

得，也就是到了满清，不过是以蛮夷入主中原，结果比历代中原王朝更狂妄自大，自称天朝，闭眼不看世界。相比之下，同样对待西洋，明朝人的视线却是开放的。他们的开放并不是仅仅针对于东方传统地区的交往。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同样以好学的胸襟，这样的西方文明敞开了自己的怀抱。

与另一个世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早在天启年间的《职方外纪》，就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其中竟然包括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和明朝全无交往的国家，人文自然地理描述基本正确。欧洲的欧罗巴说法，也是明人首创。明人对中国以外世界的认识，超乎朱国强的想象。

甚至当他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外国书籍时，他意外的发现——居然那么多人会外语，甚至就连自己这边都有不少人会外语。

比如陈于阶、孙和武、孙和京，受徐光启、孙元化等人的影响，他们不仅会说拉丁语，而且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除了他们之外，同文馆里还有数十位会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雇员。对于这些人，朱国强甚至都没有特意网罗，在他提议设立这一机构后，门下的幕僚参军里就有超过五十人毛遂自荐。

这简直就让朱国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李长楙他们，甚至就是方以智都能熟练的用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甚至法语说话时，他甚至生出了一种身处二十世纪的错误，别的不说，那怕就是晚清的官场里头，除了海军之外，没有那个衙门里能有这么多人会外语。

他们为什么会外语？

像李长楙是家学，他父亲是李之藻，利玛窦的好友参与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是受地图上的世界之大给震撼到的，所以他才专心西学，其实明末很多人都是如此。他们不是挨了打，然后才想到去学习，就像佛郎机炮，就是明朝嘉靖元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在葡萄牙商船上看到这种玩意，一瞧便惊讶道“哟，东西啊，咱大明没有，不行，大明天朝必须要有”，于是秘密招募船上的工匠仿制而成，然后很快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主动的学习，源自于强烈的好奇心，几乎每一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都曾记述了着中国人的这种强烈“好奇心”，就像利玛窦，无论是在南昌，还是在南京，亦或是北京“人们的好奇心好像发了狂”，来访者络绎不绝，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各地的士子、官员、甚至于皇亲国戚，都对西洋的学问科技充满了好奇。那怕是远在云南、宁夏那样边远地区不能和他见面的人，也会通过书信与他来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许多人完全不认识，但乐于在信中和他探讨天主教、科技等各方面的话题。当然，更多的是科技等方面的讨论。

毕竟……这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是一个不读四书五经为荣的时代。毕竟，咱大明早在正德朝，读书人就把通晓五经视为迂腐。到了万历朝，读书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喜欢读书。无非就是觉得八股无用，在思想上另谋出路，开始广泛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

于是新鲜的，新奇的西洋科学，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让那引起不屑与迂腐书生为伍的读书人，终于找到一个发泄强烈求知欲的门道。而且满清崛起的过程中，在与满清的交战中，明末的有识之士更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能“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而为了提高火气的性能，又主动地学习着西洋的数学和科技。这样的主动和晚清那种被动的引进武器是截然不同的。

一个民族有如此旺盛的好奇心，是最为难能可贵的，甚至也是这个民族之所以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的根本原因。再看清末，在满清奴役下中国人面对洋人、火车、电报等新事物时的恐惧、敌视，以至于愚昧的拒绝，教人疑惑他们何以至此？这个细节，同样清楚的告诉世人，在满清的几百年奴役下，中国人的素质下滑了多少？

过去没有人能够告诉他这个答案，但是现在，朱国强却已经知道了答案。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至少在这个世界，满清已经被远远的赶走了，正当人们为北方蛮夷的失败而长松口气的时候，突如其它的消息，立即在大连的同文馆里引起了轰动。

“罗斯国已经入侵到北方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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