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对李难先给出的两万银元的报价有些不是很满意，但他清楚差不多只能这样了，再多的话过犹不及。李难先这个人，现在经营着大发永航运字号，虽然主要做湖北那边的生意，但未来也是有可能扩展到川中的，这对四川幕府的意义很大。毕竟，他们辟处内陆，对外交通始终是个大难题，如果大发永能给他们解决这个方面的麻烦的话，倒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另外，李难先身上的东岸背景也始终让刘奇有些忌惮。作为大顺国内的一个半割据政权，四川幕府一直很注意维系与东岸的关系。当初因为南征明朝而导致的两国关系交恶，四川幕府也没有为难辖区内的东岸人，不但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同时还派兵沿途互送出境，商站内的礼物也都花钱买下了，不让东岸人遭受大的损失。

从这些举措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想也不敢得罪东岸人，他们发展经济所需的机器，发展军需所需的武器军资，都要从东岸人那里购买。因此，作为东岸买办的李难先，在刘奇眼里也就属于需要慎重对待的人了，而不是川中其他那些可以随意揉捏的商人，两者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因此这会他在考虑再三后，最终认可了李难先提出的两万元的捐款，当然这还需要刘大帅的批准，但刘奇认为问题不大。

与李难先类似，张绍宗想涉足四川的生丝、锦缎生意。成都古称“锦官城”，速来以精美的丝绸制品闻名，行销整个川中及周边数省。东岸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自然对这些东西也十分热衷了，一匹辣子成都的锦缎，在宁波和登莱的售价并不比苏杭的低多少，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只可惜刘忠贵占领四川后，因为忙于东征西讨的缘故，四川的锦缎出口量并没有多明显的增长，甚至还因为赋税过重、治理不善的关系而略有下降，与蓬勃发展的苏杭织锦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有鉴于此，在与黄伯超的合资纺织厂走上正轨后，张绍宗这位大买办打算开始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即增加绸缎的出口。在这方面，基础不错的四川无疑是最好的投资地点。

张绍宗已经想好了，就在成都开办一家缫丝厂、一家绸缎厂。前者生产生丝，后者织绸，同时也向农户、织户大量收购成品，只要质量合规，一概敞开收购。他已经打听过了，这玩意不但登莱、宁波等地有很多消费需求，就是在东国本土，对这种商品的需求量也十分庞大。台湾银行的人和自己明说了，有多少买多少，价格好说！

销路已经确定了，那么张绍宗再不知道怎么做可就是傻瓜一个了！因此，他巴巴地来到了成都，打算取得此地的实际统治者刘忠贵的许可，正式开始经营生丝和绸缎生意。为此，他也愿意报效军需两万元，都是成色十足的大泊铸币所铸造的鱼洋，购买力坚挺，相比应该能让幕府满意吧？

老实说，刘奇对能收到四万银元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数额有些少，但这两人是什么身份？能当一般商人对待么？再说了，他们愿意在这里办厂，那这就是长期的生意，以后不但缴纳商税，同时有摊派的时候也能出点钱，整体好处还是很大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两人也比较懂事，不但给节帅大人准备丰厚的礼品，同时自己也有一份。刘奇刚才瞄了一眼，那是一份台湾银行发行的无记名存单，价值两千银元。这可是一份大礼了呢，值得自己为他俩的事活动活动。

而在谈完了生意方面的事情后，刘奇又趁机问起了如今宁波的情况，即东国人与顺国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全面解冻的意思，战马、武器、铠甲、机器设备等商品何时可以重新出口至大顺。对于这个问题，说实话李、张二人不好回答，因为他俩层次还不够高，不够接触到这类军国重事。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依稀的印象，模模糊糊地判断，如果大顺能在一些条件——比如人口——上满足他们的话，也许事情还有转机之处。

这个判断老实说缺乏实际证据支持，但李、张二人下意识觉得东国人的宁波政府的首要任务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号角报》和《国民报》报道的内容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这保不齐就是政策转向的标志，因此他们大胆地做出了上述猜测。

刘奇对他们的说辞也半信半疑。如今四川幕府的局面谈不上多乐观，征南明虽然顺利获得了半个云南，但也让长沙方面对他们的警惕和压制进一步增强，很难说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而且，在收编了大量明朝降军之后，现在刘忠贵麾下的兵马总数赫然接近了十万人，雄壮已极。但问题同时也存在着，那就是新收编的人马普遍装备较差，急需改善。而老部队呢，装备在一系列的战斗中也多有损耗，很多是己方无法修复或补充的，只能外购。

最近刘奇正为这事伤透了脑筋呢。长沙枪炮局的装备肯定不会给他们的——或者说不会优先给他们——他们只能自力更生，在成都枪炮局正式建立起来之前，他们所有的军资武器都只能依赖东岸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更别说，即便是正处于筹建状态中的成都枪炮局，其所需的很多机械加工设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