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减少了，就少收点税；双方发生各种冲突了，严格按照法律来，如此才是正道。

当然冯瑜也知道这种事知易行难，理论上这样，实际执行中是那样，根本每个准。你看，他自己到海州赴任后，不也打了士绅商人们的秋风吗？这哪点能体现“赋敛轻”了？不过呢，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不都得有个原则或纲领么？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没有则是另一回事。

“……固本养民，重在奖廉吏。方今宦途日杂，能吏虽多，廉吏颇少，更多则乃病国以肥身家，剥民以媚大吏。朝廷宜访查廉吏，露章保荐，特加讲擢以风其余。”写完这段，冯瑜其实还是蛮自得的。他虽然一年下来也收下属不少孝敬，某些常例银子也照收不误，但自认为是清廉的，因为这些钱都是正常的人情，收了实属正常。

比如逢年过节，下属送些钱物，收了有什么可指摘之处吗？某些常例银子，如临时课征做某事后剩了点零头，按照常例在补足官署日常办公费用之不足后，可以给上上下下每个人封个红包，发发奖金，将这笔结余分掉。这种钱，理论上来说是公款，不能擅用，但问题是全国官场都是这么处理的，拿了也无可厚非，只要不太过分。除此之外，冯瑜倒还真没收过什么钱，说起来也算是清廉有为了，因此他认为奖廉吏是固本养民之举，非常重要。

当然他这种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事实上以满清朝廷如今的情况，廉吏实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且多在清水衙门，平日里牢骚满腹。如果朝廷真靠这些人的话，说实话也是玩不转的，他们发牢骚放炮可以，但做实事未必就行了，搞不好还会给国家造成不小的损失。不过这是冯瑜的时代局限，在17世纪末的满清，虽然官场大部分都贪，但反贪却也是政治正确，冯知州浸淫其中，自己又不怎么收钱，自然会产生提拔廉吏可以固本养民的错觉。

“……筹议实边，于此非常之世，尤为重要。噶尔丹狼子野心，窥视中国，朝廷调兵围剿，却屡屡失机。十余万精锐勇武之士疲于奔命，师老兵疲。况国用开支亦极浩大，长此以往，民甚苦之，不若起近边大军实军屯之举，以节省库帑。”

“……蒙古地域辽阔，可供军屯之处甚多。一旦畜繁则富，马壮则强，农工作，地利兴，故募兵军屯可以练兵，可以省饷，实为巩固边疆之良策，击破噶尔丹之根本。”

写到这里，冯瑜明智地没有提满洲军屯的事情，其政治风险着实有些高。别看朝廷总提满蒙一体、满蒙一体的，但说到底蒙古人的地位还是比不上满洲人，因此在蒙古募兵移民进行军屯是可以的，但连带着提起满洲就非常不智了。冯瑜并不傻，自然知道哪里可以踩，哪里又是雷区不能踩。

而且，从关内募兵前往蒙古军屯也有现实的需要，那就是漠西蒙古噶尔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这个草原之狼实在是太狡猾了，一会派人袭击甘肃，一会亲自带兵进攻喀尔喀蒙古，一会居然又在漠南蒙古地界上出没，让意欲围剿他的满清朝廷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前阵子，他们一支走失的部队甚至在大漠被噶尔丹包围歼灭，极大动摇了前线十多万清军的士气，也让北京的康熙大为光火，并决意御驾亲征，彻底抓住噶尔丹。

十多万大军在蒙古草原上和噶尔丹捉迷藏，可不是什么小消耗。事实上，朝廷为了维持这种巨大的消耗，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加赋，并征发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数十万民夫转运兵粮和物资，付出的代价其实是相当大的。

因此，这个时候如果放开政策，许关内汉军前往蒙古地界进行军屯的话，应当能解决相当的麻烦。首先，这些人是汉人，不会像那些蒙古人一样与噶尔丹勾勾搭搭，蛇鼠两端；其次，可以极大发展蒙古的生产力，就地产出大量的牲畜、粮食及其他物资，极大减少从内地转运物资所产生的无畏消耗，更是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作用相当之大。

冯瑜不是很确定朝廷会不会同意这个建议，但他倾向于认为会的。朝中有些人之前其实已经旁敲侧击地试探过了，并且得到了朝廷积极的回复，可见上层对于蒙古开边并没有什么否定意见，因此这事其实已经势在必行，也许今年夏天就会开始着手准备了。

写完了这三条，冯瑜也暂时搁下了笔，心中颇多感慨。朝廷和皇上为了这个国家，真是操碎了心了，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每每想到此节，冯瑜都不由得流下泪来，恨不能为君父分忧啊！别看朝廷现在掩有大半中国，丁口过千万，带甲之士上百万，有投鞭断流、移山倒海之能。但实际上，满洲、山东、浙江等地有黄衣海寇侵扰，南方则有顺逆举兵抗拒，这西北方又有准噶尔蒙古虎视眈眈，这日子可着实不好过呢。

即便现在与东国人议和，青州、杭州等地的驻军稍有削减，但准噶尔、顺逆一南一北，仍然让朝廷是大皱眉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冯瑜也曾参与过朝议，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应该本着先北后南，最后再举兵东向的策略，一步步来。即他们先想尽一切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