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营的一分子，但屁股却歪到了中国这边，不得不让人感叹不敬名教、不习经典的东岸人在中国大陆上受到的敌视有多大——“非徒在采买军械枪炮而已，更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东国之学也。”这句话，与清国、顺国很多开明士绅提倡的“中学为体、东学为用”的思路倒是如出一辙，说明李员外与那些人压根就是一路人，虽然其曾经任过东岸仆从军的官职。

如李员外这样的人在东岸控制区内还有很多，其中尤以南方宁绍两府为甚。因为自明末以来破坏较小的缘故，宁波府的士绅保留很多，传统文人自也不少。其中有的在东岸人的影响之下抛弃了传统儒学，有的则继续坚持传统经典，顶多稍作改良以适应社会变革罢了。当然数量最多的仍然是明面上与东岸合作，暗地里仍有着莫名其妙优越感的人，虽然近些年这帮人已经少了许多了。

当地——包括邻近的清国控制区——一些士绅就业开办了不少所谓的新式学堂，寻求传统儒家经典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该如何自处乃至改进的方法。他们打着“为朝廷育异等之茂才”的旗号，整顿、改革以前的书院，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当然东岸政府对于这样的民间自费办学行为也是非常赞赏的，并且拨下了部分补贴，以使这些人不至于亏损太甚。毕竟，不管他们办学的初衷如何，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刷新了社会风气，进一步涤荡了社会中残留的传统封建礼教气息，与政府投资建立的诸多学校一起，构成了与庞大的实业建设相配套的教育体系。这一点，在如今远东三藩——好吧，黑水开拓队军事色彩更浓，似乎可以去掉，那里的一切都是政府投资的——越来越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形势面前，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产业的发展也是需要大量的人才的，虽然这些学校教育出的人才因为所学知识面较窄，质量要比政府开办的学校教育出来的差很多，但至少也是掌握着一定量的新知识的人，这就足够了。

此外，为了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的财富，东岸政府也鼓励民间有条件的人自办专业学校，以快速培养更多的人才。比如，即墨县里就还有另一家学校，名为“刘老根农学堂”，由政府资助了校舍、教具和其他杂费，经验丰富的老农刘老根有偿授课，传授有关田间地头的小窍门、小知识，对于提高整体种田水平，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南方开拓队辖区亦有此类特殊专门学堂，如蚕桑学堂、茶叶学堂（甚至还有奇葩的方言学堂……）等等，校舍、教具、杂费统一由政府承担，教师则是行业内经验丰富的人士，学生也多是从业者。虽然公开传授所谓的自家“独门绝技”与中国传统认知不符，阻力很大，但在政府的强力推行及重金奖励之下，总还是会有人来教授这种知识的。哪怕一开始来讲课的人水平不是顶尖，但在丰厚的学费收入、授课奖金（政府补贴）及巨大的社会地位提升的刺激下，最后总会有顶尖人才按捺不住，登台授课的，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促进无疑是立竿见影的。

各种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钻了出来，或公办、或私立、或公私合营，都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远东三藩逐渐起步、加速的工业化、现代化事业服务，正所谓那段刷在即墨县火车站外墙上的标语所说的，“农学是万业之基础，工学为众学之门，数学是制造之根源，商学关于富强之大计”，确实是一点没错：蓬勃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需要大量的人才，这点单靠政府是办不到的。要知道，远东三藩并不是具有完全职能的政府，充其量职能算是一个被阉割了的殖民政府，且还承担着包括军事防务、干涉局势、搜罗移民等及其耗费金钱的重大任务，不吸收民间资本、人才和技术，肯定是不行的。

与东岸控制区相比，此时中国大陆上其他势力的所作所为就要差上不少了。以顺国为例，这个国家虽然这些年手工业发展较为顺利，但政府在军事方面的开支浩大，根本不可能拿出钱来做别的什么，更别提也没太多这种意识了。而民间呢？目前其思想争论还没整明白呢，慢慢等吧。湖广、江西、四川等地，传统文人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把东岸政府丢过去，恐怕也只得个落荒而逃，无力改造。思想领域的变革和洗礼，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的，晚清中国遭受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下，还花了百年时间来做触及灵魂领域的痛苦改造，就别说如今中国大陆了，怕是也得需要同样甚至更长的时间，要知道明末的知识分子可也很堕落的，如李贽、顾炎武之类被士林批倒批臭就能看得出来。

与顺国相比，清国的所谓新政更多的是迫于军事压力，因此全面偏向军工领域，开办的大部分学校也是与此相关的，只有地方上一些所谓的开明士绅开办的学校有些其他内容，但总体而言不成气候。由此可见，中国大地的士绅还没有感受到足够的触及灵魂的痛，而没有这种痛，谁吃饱了撑着去改变目前这个大家都能获取极大利益的秩序呢？根本不可能的！

其他一些小诸侯，如广东李氏、福建郑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