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服务人员。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较大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农业经济的比重比英格兰要高很多，甚至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产品的剩余量较少——当然这在伦敦并不成立，不过伦敦周边也是存在着巨量的农业生产区为这四十万人口提供食品及其他商品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人口的增长不够迅速，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拉力”不够强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够快。在这一点上，塞西尔男爵尤其羡慕东岸人，虽然他们是异教徒，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非常之有成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的政府每年在财政中列支大量费用，用于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等专门人才，不断兴建医院，同时也开支在很多人看来无用的经费用于疾病的宣传，用尽量浅显直白的语言让国民们知道很多种类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改怎么避免和预防，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整体卫生环境，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

当然东岸人既然大规模在民间做疾控宣传了，那么这些东西自然就不太可能保密，塞西尔男爵这些年来自然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讯息，受益良多。而他在将这些疾病的起因、传播途径、如何预防之类的资料传回英格兰后，确实也对伦敦这类大城市的环境卫生产生了不小的正面影响。

但怎么说呢，或许是英国政府的财政体制有问题——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关税等少数税收归国王，其他归政府，但绝大部分税是临时性的，且严重不足，需要贵族和商人派捐，美其名曰“援助金”——几乎没什么钱被派发到卫生环境上面。塞西尔男爵就对伦敦街区那凌乱的布局、肮脏的环境和密集的人口感到很震惊，同时也很倒胃口，有时候他甚至在内心里狂想，谁去放一把大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藏污纳垢的房子都烧了吧，然后由国王下令重新规划街道，一定比现在好。他犹记得，十多年前圣维达斯特等几个教区遭遇大火，很多房屋被烧毁，然后在莫里斯·汤普森先生的倡议下使用在伦敦近郊生产的砖头、石块作为重建的主要材料，并重新规划了街道、造船厂和一些配套作坊的布局，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目前那几个教区的疾病发病率是最低的，环境是最好的，这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此外，英格兰人对此不甚重视确实也是原因之一。毕竟其国内不像东岸这般有着大量有知识的人来做宣传，他们本身还不甚了了呢，如何能给别人讲解？想想也不可能。因此，在东岸执行得好好的政策，去了旧大陆之后大打折扣，其实也是寻常之事。这不是英格兰人不够努力，实在是体制方面落后太多，没办法的。正如东岸人自己所说的，他们领先最多的其实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制度啊，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科学制度、教育制度等方方面面，差距是全方位的。

塞西尔男爵的前任查尔斯爵士，包括当初金鹿商馆的各位主事人们，都对东岸的制度搜集非常重视，曾经也整理过许多送回伦敦，毕竟这些都是公开的东西，东岸人无法隐瞒。不过这些送回去的东西能够发挥作用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对国王对其政治制度的批判，教会对其宗教制度的批判，虽然国会诸位议员们似乎对其经济制度非常推崇。

当然英格兰王国也不是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比如他们就推行了东岸严格执行的《专利法》，保护发明人的知识产权，虽然执行得如何还很难说，但至少态度是打出来了。此外，正如前文所说的，虽然政府财政困难，窟窿很大，但仍然拿出了一部分钱，用于改善伦敦的城市卫生，雇佣了数百人专门在夜间清理垃圾并将其运出城外，同时着力培养医生。

他们在科技方面同样如此，对于有天分的城市儿童（按教区分配名额）或看起来比较重要的科技攻关由政府出资补贴，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总比没有好，对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发展肯定是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

不过怎么说呢，钱还是投得太少了！即便有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同样出资赞助，但比起财大气粗的东岸政府拨款，仍然少得可怜，让人想想就感到泄气。塞西尔男爵都打算后年卸任归国后，继续上书国王，同时在国会内进行演讲，督促王室和国会拨款，改革他们落后的设施——第一步先从伦敦的环境卫生开始，这对降低城市儿童的死亡率至关重要。

“看看这街道、这码头和这海湾，如果我所记忆的没错的话，泰晤士河口附近漂浮着的垃圾数量是眼前这东岸海湾内的几十倍。街道上更是臭气冲天，粪便极多，手艺人们窝在低矮潮湿的由腐朽的烂木头拼成的充斥着老鼠和有害臭虫的房屋内，用昏花的老眼日夜不停地加工商品。没有漂亮的砖屋，没有整洁的环境，没有明亮的煤气灯，没有规划齐整的街道，伦敦的城市化，比起东岸人的城市化，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是伦敦和诺维奇、布里斯托尔的差距一般大。”海湾码头附近的金鹿商馆内，乘坐火车而来的塞西尔男爵对着五六个来自旧大陆伦敦的商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