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我不信执委会诸公会做这等事。老李，你莫不是闲得无聊，故意过来消遣我的吧？”

“我岂敢消遣你这等前途无量的政治新星啊。”李泽*民一脸惫懒地说道：“老实告诉你吧，这事还是我妹夫郭汉东和我说的呢。不过你也别紧张，目前陆军内部也就是有一些抱怨罢了，莫老总虽然已经六十多了，但仍然牢牢控制着陆军，有他在，陆军也就是抱怨一些罢了，没什么大事。不过，你在他们的印象里，肯定是落不了好了，这倒是真的。”

“我要给那群丘八们留好印象干嘛？”何源轻舒了一口气，笑着说道：“不过我说呢，虽然咱们牛庄这里每年出口大量活牛及相关制品到国内，也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国内的市场，但怎么说呢，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好吧？你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提高潘帕野牛的进口关税，可想过国内其他百姓的利益？要我说啊，没有万世不易的制度，农村那套经济体系，也许在早年是合适的、正确的，但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今天的时候，可就未必还适合了？东部沿海各县的农村老百姓们就做得很好嘛，他们中的人只有一部分还在种植粮食了，其他的人则很快开始了转型，不再是纯粹的农民，转而成为了为城市服务的经营型农民，并且还为此成立了一个合作社组织，积极开展生产互助，我看这就很好嘛。”

其实，何源所说的合作社确实也是一条路子，且目前也正越来越在东岸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里面流行。这种合作社出面帮助农民置办种子、租赁机器、出售商品、购买保险等等，功能非常全面，基本上就是一个专业的服务组织，帮助很多农民解决了大麻烦，同时确确实实提高了他们的收入，非常受欢迎。

尤其是巴西地区的合作社，得益于巴西农村金融合作社的帮助，很多转型经营苗圃业、园艺业、水产养殖业等行业的农民，都获得了数量足够的低息贷款，这有力释放了他们的生产力，同时起了一种非常良好的示范作用，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受益。

可以说，对于那些离发达地区较近、最早受到市场冲击的农民们来说，农村合作社就是他们最后的护身符，同时也是帮助他们进行艰难的转型的助推剂。否则的话，可想而知旧大陆那种“多收了三五斗”的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同样会发生在东岸农村，然后他们就会因收入减少、生产成本上涨而陷入农村高利贷商人（这在欧洲大陆很常见，比如素有吸血鬼之称的犹太商人）的债务陷阱之中，最终一步步落入他们的掌控，遭到别人的支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他们在变卖了最后一点家产——比如变卖住宅、家具以及将农田永久租赁给他人（因为东岸政府不允许某个自然人持有超过三十亩以上的耕地）——之后，一无所有的他们只能进入到城市，为城市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极为廉价的劳动力，这无疑是很多企业主所愿意看到的。

好在如今这一切在东岸暂时都不会发生。骄横跋扈的陆军势力的存在，客观上使得任何针对农民充满恶意的政策在出台前都会仔细掂量掂量，而农村合作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又给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增加了一份救生衣。甚至于，最近很多村子——比如东岸经济最为发达的青岛县——的农村合作社还在酝酿合并，以更好地提高农民的议价能力，逼迫农产品收购商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主们进行让利，不至于被剥削得太惨。

所以，何源在听闻潘帕野牛已经极大冲击了东岸国内市场并影响了数量庞大的农民收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国内的农民该进行积极的转型了。组建农村合作社，以家庭为单位各自生产，但统一购买生产资料、出售商品、买保险，才是农民们提高收入的新途径，而不是试图维持旧有的生产体系——事实上东岸本土的农村有成立合作社的基础，当年各村共同出资或十几户人一起出资租赁农业机械的场景可还历历在目呢，只需将这种模式发扬光大即可，没什么本质上的难度。

“农村合作社确实是条不错的路子，不过工场主和商人们就有点视其为眼中钉了。唉，说穿了都是屁股问题，贸易商们在面对议价能力越来越强的农民们时不得不让利，工场主们想农民们变成工人都快想疯了，他们恨不得每个农村种地都无利可图，转而去城市里帮他们做工，都是利益问题啊。”李泽*民晃了晃酒杯，轻抿了一口后，舒服地说道：“不说那些了！说说你们这里吧，野牛产业真的蔚然成风啊，我上午过来时，看见城里在放鞭炮，凑近一看，居然是牛皮商人行会、肉制品商人行会、牛贩商人行会在同时挂牌成立，真真是好气派啊，这才几年，就搞出这等局面了。牛庄牛庄，真的是一座因牛而生的城市！”

其实，李泽*民不知道的是，现在进驻牛庄港并投资兴办企业的下游商人也越来越多了。比如投资兴办肥皂作坊（用牛脂为原材料），打算与东岸肥皂生产大县保义县（该县的肥皂产业是县长赵科前些年拉起来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