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件扫到一边后，廖得功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弗吉尼亚上等烟丝，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看起了其他的情报：“丹东县今年夏粮长势良好，预计秋后将喜获丰收，县农业局官员乐观地预计，春小麦亩产将突破一百斤，将极大地弥补我丹东、宽甸二县的粮食缺口，减轻从朝鲜输入粮食的压力……”

报告后面就是关于各个垦荒村子的小麦种植面积、长势和产量预测了。廖得功随便看了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村子预计产量极低，再一看附注，尼玛原来是被鞑子“照顾”过的村子，这又勾起了他的怒火，心里寻思着是不是让第一骑兵团过阵子再出动一下，活动活动筋骨，让那些冥顽不灵的八旗兵知道咱东岸人的厉害。

而与丹东县相比，宽甸县的垦荒工作就进行得要差不少了，不但垦荒面积小，粮食产量也相当有限，远远不足以养活当地的数万民众。这其中的缘故，一是当地本就不如丹东县基础好，开发程度低、生地多等等；另外鸭绿江对岸的朝鲜郡县也确实不怎么富裕，连带着对宽甸县垦荒的支持力度严重不足，这些无疑都极大影响到了当地的垦荒大业，最终导致了两县农业产出的巨大差异。

不过，这两地的垦荒行动虽然波折不少，进度也不尽如人意，人员和物资的损失更是令人肉痛，但总体来说还在登莱开拓队高层的忍耐范围之内，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胜利了。毕竟，东岸人组织了数万灾民在鸭绿江右岸折腾了这么久，鞑子急得直跳脚，却也没任何办法。

其实，廖得功早些时候还担心满清朝廷孤注一掷，学当年黄台吉征服朝鲜，囤积粮草、拣选精锐，从辽西一路推到辽东，将东岸人设立的宽甸、丹东、九连城等据点拔除。只可惜，看来满清朝廷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会秉政的鳌拜的气魄，比起当年黄台吉时期气吞万里如虎的四大贝勒，差得不是一点半点，竟然连和东岸人在辽东决一死战的勇气都没有，那还搞毛啊！当然了，这可能也和鞑子军队战斗力下降，整体上更加依赖汉军有关，不过这就不是东岸人所能知晓的了。

“这白山黑水间的争夺，看来还是在我方的掌控之中。有朝鲜这条好狗提供给养，确实实我们能在鸭绿江畔站稳脚跟的关键，现在时间是在我们一边的，只要再给我两年时间，差不多也就初步站稳脚跟了。到了那时候，如果兵力又富余的话，老子还想去凤凰城观一观景色呢！”将手头的这份文件扔到一边，廖得功狠狠地说道。

翻过这页，下面就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信息汇总了。辽东二县如今啥也没有，连粮食都不足呢，别说其他的了。这里最富足的，可能就是满山的老林子了吧，可问题是东岸控制区的木材资源本来就很丰富，这些东西真能卖得出去吗？廖得功深表怀疑，不过他还是在其中一份请求开办国营林场的报告上签了字，表示同意，心里想着或许山东那边总需要一些吧？能挣回俩钱是俩钱，还能加速这里的开发呢。

此外，还有一份有关新税制的消息引起了廖得功的注意。在仔细研读了一遍后，他终于明白远东三藩的体制——至少是经济体制——要有一番改革了，即负责三藩经济工作的老干部魏博秋将结束部分地区的军管状态，将其从战时经济改为和平经济，而既然体制改革了，那么税制改革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按照文件里透露出来的意思，远东三藩的税制将有别于本土（毕竟这里的经济生态和本土的区别也很大），更加侧重对田税、盐税和关税的征收。尤其是田税，这个税种在旧大陆非常古老，但在年轻的东岸共和国却是个新出现的事物（其实以前也不是不对农民征收田税，只不过是将其划到个人所得税里面了）。

在田税的征收中，已经明确不参照本土的累进税制（田地越多税率越高），即按个人名下田亩数多少统一税率计征。另外，在魏博秋的设计中，农田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税率也将不同，经济作物的税率稍高，而粮食则较低，这也是符合市场实际情况的。

而比起征收面广、情况较复杂的田税来说，盐税的征收则要简便许多了。盖因如今远东三藩的盐都是由当地的开拓队政府专营的——比如宁波府的定海盐场——私人盐商是一个也无，因此等于是只要向登莱和宁波两地的盐场征税就是了。故这一项的变动其实最少，毕竟以前这些盐场就已经在政府手里运转好多年了，这次只不过明确了盐价里哪些是成本、哪些是税金罢了。

至于说进出口关税，则主要通过大泊、釜山、烟台、定海和崇明沙五大海关计征，其中釜山海关主要是对朝贸易，大泊海关涉及到与日本地方大名的走私贸易，烟台、定海则主要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而崇明沙是对清贸易（该贸易时开时闭，较不稳定）。另外还有一个有利于关税体系外的怪胎，那就是台湾银行，考虑到该行垄断了海珠岛商站的贸易，把持了黑水、宁波对外贸易的相当部分，财源滚滚，故在与其主事人邵曙光协商后，双方约定每年缴纳一个固定的数额，然后各地海关不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