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亨德尔曼先生，希望您能尽快返回巴达维亚，向贵公司上层汇报我们这边的情况。粮食方面，我们是敞开采购的，这一点不要有任何疑义，为此我们可以签署为期三年的供货合同，价格方面也尽量做到双方都能满意。”胶州城内，梁向俭、廖逍遥二人代表登莱开拓队，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务代表亨德尔曼说道。

亨德尔曼已经在胶州待了一段时日了，对如今东岸人对粮食的渴求程度非常了解，他清楚地知道这其中的巨大利润，明白对于改善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结构非常关键，因此他本人对此是持赞成态度的，更别提亨德尔曼一直是东印度公司内部新贸易体系的鼓吹者之一了。

而所谓的新贸易体系，其实是相对于旧的欧洲中心主义——该主义将欧洲市场视为主要利润来源，目前仍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流贸易思想——而提出的。新贸易体系的核心思想是以东方及印度洋贸易为核心，说白了其实就是亚洲贸易为核心，这在四十年前一度达到了鼎盛，当时设在波斯、印度、东印度群岛、台湾、日本等地的商站每年给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利润。尤其是台湾商站，最多时提供了公司超过三分之一的利润来源，给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贸易提供了充足的现金流。

在那个新贸易体系的黄金年代，东非的象牙、皮革、黄金、犀牛角等商品，被大量输送到西亚、印度乃至中国；西亚的牲畜、马匹、干果、毛毯被输入到印度；印度的日用品、纺织品、香水、宝石被输入到东印度群岛；东印度群岛的香料、檀香、龙涎香等特产被输入到中国；最后，中国（包括台湾）的茶叶、丝绸、瓷器、蔗糖被输入到西亚、东印度群岛。甚至于，他们还开发了一些短途贸易，比如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比如越南和日本之间的钱币贸易、比如东印度群岛和缅甸、泰国等地的粮食贸易等等。

以上这些贸易规模颇为不小，且多在亚洲内部之间进行贸易，与欧洲无干，却为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大量的利润。更妙的是，这些贸易很多时候都无需动用东印度公司的大船，而只需要动用他们那数量庞大的近海小船（多为公司雇佣的马来水手操纵），这无疑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无需投资太多，却能获得大笔利润，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只不过，后来随着英国海上势力在阿拉伯海和印度的崛起，以及东岸人在西印度洋一带的扩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新贸易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图莱尔、霍尔木兹、亚丁等地的商站陆续关闭后，印度洋的贸易除了波斯之外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让人好不神伤。

更有甚者，在十多年前，随着东岸人在印度洋扩张的加剧，荷兰人在西亚仅有的商业据点波斯也丢掉了，因为当地的生丝大部分被东岸人买走，蔗糖市场同样被产自新华夏岛的蔗糖给贡献，荷兰人的台湾蔗糖被彻底逐出了市场，目前只能靠一些香料贸易苟延残喘着，悲剧得很，基本没什么浪花翻了。

这种在贸易和殖民上的挫折，促使东印度公司内部迅速转变了政策重点，即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开拓、殖民东印度群岛上面，对其他地方则开始了一定程度的收缩，除了一些战略要点如马六甲、锡兰等地之外。这种政策的转变令东印度公司内部“新贸易体系派”的影响力大减，一干积极分子也是偃旗息鼓，比如亨德尔曼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给他们带来转机的还是曾经抢去他们在西印度洋影响力的东岸人，这帮绕过新荷兰殖民东方的家伙们，在宁波府一带掌握了大片出产茶叶和生丝的土地，并在东方大陆战火纷飞，贸易一度为之断绝的当口，坚持向外输出上述两种商品，赚了个盆满钵满，当然也从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东印度公司的日本贸易。不然的话，你以为他们的台湾银行能够那么容易在热兰遮港建立商站么？

现在，随着东岸人在宁波一带统治的日益稳固，荷兰东印度公司即便已经可以从福建郑氏、两广一带收购部分生丝、瓷器、蔗糖和茶叶，但仍然习惯每年到宁波来扫货，由此可见这种贸易的稳固。即便是最近几年宁波大举“毁桑改粮”，生丝、茶叶出口量锐减，荷兰人仍然不远万里跑来贸易，因为粮食这种大宗贸易又开始兴盛了起来，给东印度公司带去了大笔的利润，更何况，东岸人后来又将产自北方（据说是东印度公司的弗林斯曾经探索过的地方……）高级毛皮、鲸鱼制品、烟台的葡萄酒加入了贸易之中，这进一步加深了双方之间的贸易联系，使得“新贸易体系”派在东印度公司内的话语权再度攀升。

甚至于，到了后来，一些激进的人士都开始堂而皇之地讨论是否断绝与清国的贸易，以免被东岸人发现后影响目前两国在宁波的贸易了。只不过他们的这些“脑残”言论没被其他尚很清醒的委员们所接受，总督阁下更是对此嗤之以鼻，毕竟与清国的贸易也是大为有利可图的，只需派遣一些军人教导他们新式的战法、派遣一些工匠教他们如何制造欧洲流行的火枪与大炮、派遣一些工程师教导他们修筑要塞，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