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几千部队，但前提是参议会赋予他更大的职权以在城中招募更多的军人，可问题是他不认为他们有必要这么做。

总督阁下感谢了巴内加男爵为保卫澳门而付出的努力，他同样认为应该积极地与东岸人进行谈判，而不是搞鱼死网破式的战争，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相信也不怎么符合东岸人的利益。不过，要和东岸人达成协议，这条件怎么开，确实是很费思量的，大商人安古洛先生指出，东岸人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决不可接受，但他们接受有条件投降，以最大程度保障自己的利益。

塞凯拉先生坐在会议室里，一言不发，最后总督大人垂询于他，这才不情不愿地说道：“阁下，我认为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只在于一点，即以保全自己财产、安全和自由为条件，放弃与东岸人的最终军事行动，我想他们的指挥官看在部队免遭重大伤亡的份上会接受这个条件。但如果我们仍然妄想荣誉投降（即承认东岸对澳门的占领，并在战争期间服从东岸的一切合理指令、提供税收，前提是继续维持之前他们的种种商贸权利，同时也保留武器），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达成协议，东岸人会拼着实力打算也要把我们彻底围困至死，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

塞凯拉先生的话令诸位先生们都有些不自然，因为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就是打的这个主意。换言之，他们可以为东岸人暂时效力——阿方索国王的威严在金钱面前就显得太过于苍白了——服从他们的暂时统治，并等待战争结束后决定澳门的地位。但在此之前，东岸人必须保障他们的种种权益，不然就得继续战争。

不过，这在前后调集了上万人马来到香山县附近的东岸人来说，可能吗？

会议最终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因为一些先生们仍然心存幻想，想要继续保留在澳门的特权，这无疑是结束战争的最大障碍。

2月28日，澳门城内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上千名被饥饿折磨得极为痛苦的人冲上街头，要求向东岸人投降。总督阁下亲自劝解但毫无效果，最终只能出动军队将其镇压，大牢里一时人满为患，且镇压他们的军人士气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低落。

3月1日，葡萄牙军队在绝望中第三次出战。在这次战斗中，巴内加男爵战死，全军死伤近九百人后退回了出发地。但他们相对英勇的战斗同样造成了东岸人不轻的伤亡，精锐的挺身队第四、第五大队数月以来已经各自减员三分之一以上，众多征战多年的老兵也相继战死，儒尼奥尔少校为此极为郁闷，不得不认真考虑起了葡萄牙人投降的建议。

3月5日，在最后一次战斗失利后，饥饿的葡萄牙人最终屈服于现实，他们打着白旗出城。在与儒尼奥尔少校商定不得随意杀人并强迫改信之后，葡萄牙人的军队最终列队而出，然后挨个上缴了武器，换取了一些赖以为生的食品。

第二天上午，已在香山县招募了一批新兵的第十一师三千余人，在师长博格丹的带领下列队进城，宣示了这座商贸港口的易主——葡萄牙人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落脚点，没有落在荷兰人的手里、也没有被英国人夺走，而是被东岸人攻破。

入城后的东岸军队遵守前约，没有展开屠城等报复行动，只是小规模的抢劫、强奸却怎么也避免不了。好在宪兵队还算给力，田上尉在看到闹得过火时就会上前逮捕几个人，然后将其送到城外与军夫们一起做上一两个月的苦力，以示惩罚。

澳门城内核心的总督府、仓库、修船厂、大型商铺、银行（当时叫货币兑换商）等设施，被儒尼奥尔少校亲率的挺身队占据，他们将所有葡萄牙军人驱赶到城外，让他们自己搭建战俘营，然后由新军第十师孙守正部看管。

而作为投降的好处之一，一支由郝尧同组织的运粮队开进了澳门城，解了两万余居民的燃眉之急，顺便也让郝尧同这些人发笔小财，毕竟他们在战争期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澳门城内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粮食的，长达三个月的围城已经耗干了大部分底层民众的积储，因此这些人此时只能望粮兴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绝望了，事实上儒尼奥尔少校还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即前往海珠岛上替东岸人兴建商站——唔，装备了二十多门大炮的商站——码头、公路和其他一些附属建筑，那里正缺劳动力呢。当然了，在登船前去干苦力之前，东岸人会仁慈地允许他们吃几天饱饭。

对了，在这三个月内，东岸人也不光是在打仗。事实上以邵曙光为首的交涉团队，就频繁来往于广州和香山之间，且随着战争的进程而最终取得了在海珠岛上修建贸易商站的权利。这个商站将直接面向广州城，进口生丝、茶叶、锦缎、瓷器、蔗糖等各类商品，同时向其转售产自南洋的檀香木、香料、铅、锡、染料以及东岸自产的铁器、纺织品、黑珍珠、皮革、肥皂等物事，利润应当极其丰厚。据悉，这项生意今后将由台湾银行所独揽，前提是该行接受政府的新一轮注资及股权调整。

3月8日，此战缴获的战利品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