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依靠对外贸易，但必须遵循一个原则：我们每年卖给外国的商品价值要大于我们所进口的外国商品的价值。在我们这个国家，布匹、铅、锡、铁、鱼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每年有超过二百五十万镑的剩余物资可供出口，如果我们同时只从国外进口价值二百万镑的物资时，就可以使得国家的财富以每年五十万镑的数量增长，这些财富是以金银币的形式存在的，而这，显然才是真正的财富……”

“对于我国面临激烈竞争的产品而言，出售时必须尽量降低价格，这有助于我们的商品占领市场。我们当初打败威尼斯的毛纺工业、争夺奥斯曼市场时，靠的就是低廉的价格——虽然我们的呢绒价格下跌了，但销量却增涨了。不过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由于羊毛价格莫名其妙上涨，然后又爆发了漫长的战争，导致我国出售的呢绒价格也跟着大幅度上涨，这几乎令我们损失了一半的海外市场，呢绒产业这二十多年来颓势，有一半的责任要记到这上面。”

“我们更要鼓励由我们自己的商船来运输商品到国外，这样一来我国从中获得收益将会大增。举个例子，如果意大利商人乘坐他们自己的船只来我国购买谷物、红鲱鱼或其他商品，我们将挣不到什么钱。因为在我国，一夸特小麦通常只卖30先令，一桶红鲱鱼只卖25先令；而如果由我国船只将这些商品运到意大利去出售的话，按照现有汇率，一夸特小麦大概能卖60先令，一桶红鲱鱼能卖50先令，几乎差了一倍。”

“我们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捕鱼业，这首先要求我们拥有更多的船只和水手，同时还需要专业的管理方法。在新英格兰、弗吉尼亚、格陵兰、冰岛以及纽芬兰等渔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我们要加大投入，鼓励更多的人去捕鱼，因为这既可以为大量的穷人提供财富和工作机会，同时还可以使我国之前已经陷入衰退之中的贸易得以恢复并增长。我不厌其烦地想强调一点，只有我国船只捕获的鳕鱼、鲱鱼，以及由捕获的鱼制成的鱼油、咸鱼、鲸骨，才可在我国出售，同样也只有我国船只（或船上大部分水手是英国人）才能从国内运走以上这些商品。”

“荷兰人常说：‘活着，让别人也活下去！’但是我得说，荷兰人早就将这一格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不仅在我们的地盘里海蚕食我们的生意，而且还在处于他们影响下的国家或地区阻碍、毁灭我们的生意，不让我们以合法的手段谋生，夺走我们嘴里的面包。对此，我们绝不应该忍耐与迁就，因为事实证明忍耐和迁就只会助涨荷兰人的野心，使我们伟大的国家蒙受伤害。现在我们与荷兰宣战，我要说这很好，我们要把这场贸易战争打下去，打到荷兰人认输为止。”

就在莫三与莫里斯.汤普森等人穿越火线抵达泰晤士河码头的时候，伦敦的下议院里，议员、黎凡特公司董事、在弗吉尼亚大力投资烟草种植园的托马斯.斯通正在国会里举行着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位曾经和汤普森一起贩卖烟草发家的商人议员，如今也是鼓吹英国海外贸易的人物之一，其论调在下议院内很有市场，算得上是如今英国资产阶级的主流代言人之一了。

而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英国，此刻保守贵族的势力被大大削弱，新生的商人阶级开始大踏步进入英国政坛。他们一边经商一边担任政府公职，间接影响甚至直接制定政府出台的诸多政策，将整个国家绑上他们的战车、为他们服务——推动《航海条例》的颁布以及断然对荷兰宣战，都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此时的英格兰共和国，是旧大陆诸多国家中第二个资产阶级占到了优势地位的国家，另外一个是联合省——那纯粹就是一帮商人们组建的松散联合体。

不出意外的，斯通先生的发言博得了下议院议员们的满堂喝彩，他鼓吹的重商主义论调正是这帮商人们所爱听的。与荷兰之间的战争持续日久，虽然他们拦截捕获了数百艘荷兰船只、虽然英国的海军在与荷兰的交锋中大占上风、虽然荷兰人的战斗意志日渐消沉（他们多次试探性提出结束战争的可能），但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也不是没有损失：耗资巨大的军费支出、地中海贸易的崩盘以及西非贸易受到的严重影响，无一不令这帮鼓吹战争的议员先生们痛彻心扉，因为这损失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啊！

特别是在议会中占据优势的黎凡特—东印度系（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大量重叠）商人们，由于荷兰人重兵集结在西地中海，而英国派往那里的海军实力薄弱，根本不足以打破荷兰人在那里的优势地位。因此黎凡特公司的业务量顿时为之大跌，收入也锐减，这如何不让这帮商人们心烦意乱——如今国家也许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好处了，但他们私人却受到了损失，这算什么事？难道不应该反过来，他们私人得到好处，而损失由国家承担么？国家，只不过是他们统治这片土地的一个工具而已！

因此，他们现在迫切需要有人说他们爱听的话，鼓吹他们一致认同的理论（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