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郭升所率的顺军中营部分三万余人在东进江西袁州府后，因当面清军数量稀少，故进展较速。”鄞县府衙内，从山东胶州堡带着一帮参谋赶到南方战区协助的挺身队一等参谋儒尼奥尔中尉，正指着一副手绘大明中部地区地图说着：“顺军留守部队已经在辰州府与当地土司达成和解，双方以当前实际控制线为界，目前李过正督率后营主力于辰州府新占土地上进行扫尾工作，相信不日即可撤出，并增援郭升所将中营三万余大军。”

话说为了策应南方战场的抗清形势，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东岸派遣内河炮舰前往湖广，在给顺军送去了一批武器军资的同时，也建议他们不要再和湘西那些苦哈哈的土司纠缠，而是转向东方，从东部筑垒区（长沙以东山区）前出，进入相对富裕的江西省，以扩展生存空间，同时也能策应在赣南一带苦苦坚持的王得仁部十多万人（其人已兼并了逃过去的金声桓残部）。

李过也许是看在东岸人常年不懈援助他们的情份上，也许确实觉得东进江西是一步好棋，于是便收拢人马，对辰州府内一些降清的武装实力进行坚决打击，至于那些暧昧中立的，则好言抚慰，轻轻放过，故解放出了大批人马，这便是郭升这个中营右果毅将军能够带着三万余人东进袁州府的原因所在。

清廷的江西战场，在老将济尔哈朗率领的一万多满蒙八旗调走后，便全靠耿仲明、沈志祥二人率领的四五万清军——其中作为核心的汉军旗士兵只有六七千，其余要么是收编的地方部队，要么是收降的金声桓部降军、要么就是新募的营头，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只不过他们的对手王得仁也很渣就是了，他的本部也就一万多从陕西一路过来的流贼武装，如今通过强拉壮丁、吞并友军、收编土匪山贼扩充到了十多万，但士气低落得很，军械不齐、军制也很混乱，根本不能有效发挥出自己的人数优势。

反观两大汉奸的清军，虽人数上处于劣势，但军械齐整、军纪也很整肃、物资补给更是充足，因此反倒是压着王得仁的部队打了，并且不断吸引着王得仁手下部分人马投降过来，双方之间的势力对比一直在发生着对清廷有利的变化。

而清廷在江西还有一个绝大的助力，那就是士绅的支持。众所周知，王得仁匪号“王杂毛”，乃是明末诸路流贼武装中的一路，此时虽已投靠南明，但仍深受地方士绅的鄙视和忌惮。再加上其部来源复杂、军纪又很差，这进一步加大了地方士绅的反感，因此使得其在赣南经营数年，却始终未能建立根基。再加上他吞并了数万金声桓的残部，而这些人当年在江西多地屠过城，江西人深恨之，因此更没法得到江西的民心归附了。

这样一来，江西战场便出现了这么一种境况，那就是纪律相对较好的辫子军竟然得到了地方传统士绅、读书人的支持，以劣势人数压得占据优势兵力的“明军”节节败退，也算是难得一见的奇景了。其实，此时如果南明******应对得力，派出德高望重的大臣跑到江西，为王得仁背书、洗地，同时联络当地的士绅，打民族感情牌，未必不能扳回点劣势。只可惜这个腐朽的朝廷目前政争不断、昏招迭出，簇拥在永历天子身边的一干大臣不像是能干大事的样子，以蝇营狗苟之辈居多，故只能坐看江西战场继续沉沦下去。

因此，此番顺军东进袁州府，算是让正处于劣势的王得仁部上下松了一口气，他们再没有对大顺上下前来“抢地盘”的愤恨，相反倒是感激涕零，感谢对方援手之恩——都这个时候了，再提门户之见就没啥意思了，在这一点上，他们这些武人倒比文人干脆许多。

郭升所部很快就攻取了袁州府辖下宜春等四县。值得注意的是，此番顺军进军江西，并没有再拷掠当地士绅，也没有均他们的田地，相反对其秋毫无犯，双方默契地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有些士绅还偷偷送了些钱粮买个平安。而当这个消息辗转传到烟台后，邵树德难得地笑骂了一句“大顺现在也搞修正主义了，再不复当年均田免粮的口号”。

其实这是邵树德玩笑之语了，早在之前数年，顺军就在湖南停止了拷掠士绅以获取钱粮的行为。当然他们前期没收的地主土地倒也没还回去，而是驱使辅兵及其家人在这些土地上开始了军屯，以获取大军长期征战所需的粮草。湖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兼之开发已久，大顺上下屯田数年，倒也所获颇丰，虽不足以支应全军所需，但也能抵消很大一部分消耗了，比起当年被清军追得东奔西跑只能四处劫掠的窘境是强得太多了。

“不过随着顺军左营主力在邓州的失败，郭升所率的三万余人估计不会再得到援军了，因此他们目前在袁州府和临江府交界处，一边派人与南边的王得仁所部接触，一边密切注意清军的动向。”儒尼奥尔中尉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进行了一些补充解释：“郭升直辖的五千人，精熟火器交战，士气也较为高昂；麾下所将的其余两万多人也多是上过阵、见过仗的老手，不会那么不堪一击，因此在江西战场倒也不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