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的北半球依然有些寒冷。尤其是在临海的泰瑟尔岛上，北大西洋上空吹来的冷风不时让街上的行人裹紧了衣服，生怕自己在寒风中受冻。

码头边的街道上，到处是鼻头冻得通红的各国水手，而在相距不远的港湾内，悬挂着红色直纹与金色直纹相交的旗帜的德国船、有雄鹰振翅图案的银色旗帜的勃兰登堡船、金色太阳的施特拉尔松德船、银色盾纹的拉古萨船等列国船只比比皆是，昭示着阿姆斯特丹这座国际化大港口的超绝繁荣。

各式各样的商品在此汇集，其中最大宗当属谷物、矿石、木材、渔产品、牲畜了。此外，随着近些年荷兰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强、荷兰航运业越来越遍布各地，阿姆斯特丹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垄断性质的辛迪加企业（托拉斯企业只有萨尔丹船厂一家勉强够格，康采恩企业是一家也没有），其中犹以粮食行业的十二大批发商最为著名。来自波兰、莫斯科的谷物先是被当地的荷兰经销商购下，然后又经荷兰船只运回阿姆斯特丹，最后还是经荷兰船只运输到欧洲各个港口进行出售。而在这个过程中，攫取了最大利润的自然就是阿姆斯特丹主要的十二位粮食批发商了。

荷兰人把控了这条商业链中大部分的利润，无论是谷物的生产者（东欧平原的领主），还是终端市场的零售商，他们的利润都小得可怜，自然也就积攒了满腹怨气。只是慑于此时荷兰人经济的强势，他们才不得不忍气吞声。不过只要一有机会，相信他们是不会吝啬于从荷兰人手里拿回本属于自己的利益的。

荷兰人经济的强势在这个时候是毋庸置疑的，这得益于他们经销网络的庞大、航运业务的发达以及融资的便捷。而在这其中，航运业的发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打个比方，由于荷兰人垄断了波罗的海大部分的贸易，因此沿岸的国家或商人只能把自己的商品出售给荷兰人——往往并不是以一个令他们满意的价格，否则他们的商品可能就无法运输出去。

那么有人就会说了，这些国家可以发展自己的航运业务，然后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啊。理论上来说的确如此，但问题是荷兰人不可能坐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会通过种种手段（比如融资、贸易禁运等等）限制每一个想发展航运和商业的国家或组织，就如同他们和英国人联手压制汉萨联盟一样（将汉萨联盟的商业势力逐渐驱离了英国、挪威等地），这些国家的商业会在荷兰资本的挤压下逐渐萎缩，最终屈服。

荷兰人毫无疑问是有这种能力的。别说是波罗的海的波兰、瑞典和德意志诸邦国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实在算不得多强），就连英国、法国这些西欧经济较强的国家每时每刻也在承受着荷兰人剥削。比如，英国人向法国出口一批呢绒，英国是生产国，法国是消费国，本来极为简单的一笔交易（英国人将呢绒从伦敦或布里斯托尔运到加莱），但因为荷兰人的缘故就要横生枝节：这些呢绒必须先由荷兰海船运至阿姆斯特丹，然后再由荷兰驳船从莱茵河水系运到法国东部地区，最后经陆路进入法国最终的消费地区。这种坑爹的商业运作方式使得一匹在英国离岸时不过六英镑的呢绒，在如此转了一圈后，最终达到了十多英镑每匹，中间产生的巨额成本显然就是荷兰人的利润了。

而呢绒显然仅仅是荷兰操控商品贸易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荷兰人几乎插手了所有能够赚钱的生意，靠的就是他们庞大的海上运输力量以及强大的组织货源的能力。而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操控大宗商品贸易的能力，此时阿姆斯特丹码头上任何一名不起眼的交易掮客或商品经纪人，都能够为客户在极短的时间内张罗到他们想要的货物。这一点不夸张，荷兰人有这个能力，阿姆斯特丹市场也有这么庞大而丰富的商品在流动着。

因此，这么一解释也许你就能够明白郑勇为什么来到阿姆斯特丹了。他其实就是为了东岸共和国的商业利益来打前站的，东岸的商品要想更便捷地进入欧洲市场，除了找当地实权贵族做代理商外，最好最便捷的方法其实就是找荷兰人了。反正都是要和人分享利润的，和当地的贵族、教士、行会领袖分润商品利润是一条路子，和能量极大的荷兰商人分享商品利润也是一条路子。

托和西印度公司两年时间内积累出来的“友谊”，东岸人的商品如今也开始艰难地挤进了阿姆斯特丹市场。而进入了这里，就意味着这些商品开始进入了波罗的海（荷兰人势力最大的地区，其一半利润来自于此）、北海（挪威、英国、丹麦等地）、法国东部及莱茵河地区。特别是在重商主义思想盛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屡次提高东岸商品关税，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的当下，东岸商品能够进入阿姆斯特丹，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东岸商品都能够进入此地。依照与荷兰人初步谈妥的协议，来自东岸的谷物（在此时的欧洲算是紧俏商品）、钢条（因质量较好而深受欧洲铁匠的欢迎）、药品（阿司匹林已经在治疗风湿等方面获得了部分商人的认可）、针织花边纺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