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外提上几句。

京城的铜活儿那可是金工艺术里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相当出名。

元明两代，京城的铜匠有两件最露脸的话儿，一个京西卧佛寺的卧佛，一个是明朝的宣德炉。

当然，这两样，开办于清中期的“永成”是没赶上。可“永成”也不孬啊。

这家山西人办的“铜作”，可是专接宫里的活儿。

像近代故宫的铜门狮，颐和园的宝云阁铜亭，都有“永成”的充分参与。

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

无论铸制和打制两“功”，还是镶嵌、焊接、镀金、錾凋、花丝、着色、打磨这些技法，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

到了解放后，因为手艺出色，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金属工艺厂”的匠人。

甚至他本人还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

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

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但如果把那玩意“搬”下来看，那就大得不像话了。

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直径是六米。

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分段打制成的。

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然后鎏金，再组装在铁架上。

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就凭着几十双手，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看上去如同浮凋。

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

想想看，就这水平，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

这就跟张大勺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

所以说，孙师傅挑头，拉着自己过去车行同事的几个老哥们，一起做出来几辆三轮车可太精致了，太讲究了。

几乎完全复原了当年“懋顺车厂”最高档的车子，是一点不带走样的。

尽管做这种车，费工、费时、费力。

制作周期长，铜作、木匠、漆工、机械工都得用上，得好几个人合作才行。

最后因为还得添置买料，买不少现成附件来组装。

这样造价就高了，一辆车恐怕得耗两辆车办的价钱才够。

也就是说差不多八九百块。

可实打实的，真没有花钱的不是。

宁卫民一看见这车的外观，俩眼珠子立马转不动了。

而再等到亲身体验了一把，让小陶蹬车拉着自己转了一小圈儿回来，他就更是心花怒放了。

说白了，“屁颠儿屁颠儿”这句话可太形象了。

在宽阔的马路上，他人仰靠在车上，一熘烟儿似的平稳向前。

车蓬子一支，就能遮着老阳儿，再被小风儿一吹，看着繁盛的街景儿，那滋味美透了。

这一路更是赚足了回头率啊。

尤其是到了闹市地区，不但老外碰见这车都“卡卡”拍照，就连好多老百姓还以为这是拍电影的道具呢。

老有人过来搭话，问他们是哪个电影厂的，一会儿要拍什么电影。

嘿，这就足以证明三轮车的吸引力啊。

所以试车回来之后，宁卫民当即决定，就这么地了，就照这样做吧，先做个五十辆车再说。

不是为别的，他主要考虑像孙师傅这帮老手艺人可都到岁数了。

真哪天干不动了，或是不想干了，他还能到哪儿找这样的好手艺啊？

说白了，过了这村儿也许就没这店儿了。

要想以后不抓瞎，那现时就得多做几辆，以备不时之需啊。

至于车多了，一时用不了也没事。

万一哪辆车有了毛病，不也好有个替补吗？

可反过来，连罗广亮带小陶，还有造车的孙师傅却无疑是被这阵势给吓着了。

听宁卫民报出来要的数目，这几位下巴差点没掉地上。

尤其是老师傅，他还一直以为罗广亮他们几个就是要造几辆拉拉客人，挣几个小钱呢。

压根没想到他们会出手这么大，完全是铺天盖地的气势。

当然了，也没人会嫌钱烫手的。

老实说，这位孙师傅虽然是六级工匠，可退休的日子并不富裕。

不为别的，生养的孩子忒多了。

饶是老爷子上班的时候能挣八九十，可子女们的好几张嘴就把当老子的给吃穷了，这么多年就没存下钱来。

退了休也一样。

工资变成了百分之七十，孩子们尽管都成家了，可还得给孙子、孙女贴补，而且还不能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