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兵作为国策发展而来的日本，以1945年战争失败为转机，转而变成把放弃战争和建设基于自由平等和民主主义的文化国家作为理想的国家。

文化节正是为了重申这一精神而设立的。

所以结合自古传承下来的晚秋是“适于灯下读书”的习惯。

文化节也如同体育节一样，不但是日本的法定节日，而且日本人围绕着这个节日，同样会举办许多文化活动。

尤其以文化节为核心的一周，也被日本国民称为“白银周”。

在这一周，日本的都道府县不但会派遣运动员参加多标的全国运动会，遴选音乐界、戏剧节、美术界等优秀艺术家举办艺术节。

经营文化类商品的商家，为满足国民看书和欣赏艺术兴趣，更是生意爆火，赚得盆满钵满。

不用说，要赚钱的前提是要先要备好货，货物准备的越充足越好。

所以，依照这种逻辑关系，也就终于有书店老板等不下去了，大举出手去接宁卫民的便宜货。

在两个兼职店员的积极联络下，有三家书店，先后以市价四折，或是四折五的价钱，总共从惠文堂书店买走了上万册的学习用书、工具用书和漫画书。

不但这俩店员如愿以偿拿到手六十几万円的奖金提成，宁卫民也差不多有将近一千三百万円入了书店的经营账户，也就有了可以进一步实施改造书店计划的资金。

其实到了这一步，惠文堂的那些积压书反倒不是那么着急低价出手了。

因为除了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两个拿到奖金的店员一改颓势，工作情绪相当高涨之外。

从天时的角度来看，十一月份的第一周无疑是书店生意最好的旺季，宁卫民完全可以在文化节期间靠正常销售回笼不少资金。

于是宁卫民考量之后，索性把自己这次从内地带来的便宜货全都运到书店来了。

打算也凑凑热闹，到了“白银周”，也得大张旗鼓摆开阵势搞联合促销。

日本的图书不是不让打折销售么？

没关系啊，法律可是没说不让送东西呀，这不就是空子可钻嘛。

宁卫民思量了一个购物满积分拿礼品的销售策略。

打算这一周举办促销活动，对外公布，买五千円图书赠送一个标价六百円的草编昆虫。

买一万円图书赠送一个标价两千円的漆器化妆盒或者是小梳子。

买两万円的图书赠送标价四千円的料器菊花胸针。

买五万円的图书赠送标价八千円的绢人或笔筒。

买十万円……好吧，大概率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的。

不过还是得写上，可以赠送标价一万八千円的葡萄常料器葡萄摆件一个。

总之，这些他从华夏带来的东西既可以送也可以卖，只要能变现换成钱，那怎么兑出去都不亏啊。

而且这些好处统统都拿到手里还不算，就连宁卫民自己都没想到，他就随随便便去一趟取款机取点钱出来花，居然还意外的靠着日本的atm机，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里，就得先提一提日元的族谱了。

相信大部分的国人对于日本一万円的大钞的样子都不陌生，那上面的人物选用的是日本知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

我们都得承认，从1984年日本发行冠以他头像的万円大钞之日起，日元的币值就一路坚挺。

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使用带有这家伙头像的日元，还是比较划算的。

至于在此之前日本使用的钞票，那一万円上印的人物可是日本的圣德太子。

这种货币在宁卫民到达日本之后，已经不再印制，而且大量回收了。

而作为邮商出身的宁卫民，有一种职业造就的本能就是四处留意，有保存意义的货币。

像在国内，他平时没事干，就爱数自己身上的钢镚，甚至掏别人兜里数钢镚儿。

天坛公园几个门口负责存自行车的老头儿也都得了他免费供烟的好处，平时收钱的时候会帮他留意着几种特殊年份的分币。

谁也不知道他是在遴选分币里的“五大天王”呢。

他还专门托人走门路，去银行兑换过全新的第三套人民币。

来日本之前，基本上各种品类已经集全，甚至还重仓持有特别珍稀的品类。

来到日本之后当然也一样，宁卫民看到已经逐步退出市场的日円就喜欢往兜里概搂。

虽然这玩意在他穿越过来的时候还不怎么值钱吧，可日后的事儿谁能说的准呢？

反正有品相不错的一过手，他就留下，也不费什么事儿不是嘛。

就这样，圣德太子版本的日元他也渐渐留存了一些。

而且每次花钱的时候他也会特别注意钞票的年份和品相，这就叫习鸡惯贼成自然。

这天，他想从现金账户上取个二十万円出来当生活费，就跑到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