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其实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儿。

虽然宁卫民本人当然希望如此，可现实却偏偏不是这样的。

不得不说，这个年代的歌舞伎町街和宁卫民记忆中的歌舞伎町街完全是两回事，游戏规则是大大的不一样。

仅仅从表面上，就能看出这个年代的歌舞伎町街没有那么开放。

首先牛郎店的数量就非常少，远不像宁卫民印象里好几十家扎堆儿充斥在这里生意火爆的样子。

实际上不仔细找的话，很难这里找到。

即便是找到了，也多数都蜷缩在在犄角旮旯。

而且出入的客人多是些上岁数的欧巴桑。

绝不是像三十年后，什么公司白领、女大学生，富婆艺人，全往这蜂拥而来的盛况。

其次，三十年后盛行的夜店和酒吧也谈不上生意拔尖。

实际上除了极具时代特性的卡拉0K和迪斯科舞厅之外，这年代的歌舞伎町最受顾客青睐的店，反而净是一些让人眼花缭乱，却让人不知所谓的服务。

诸如“粉红沙龙”，虽然前后两个都是平时常见的普通词汇。

但是，当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店家只在宣传告示上写着“花瓣旋转，三千日元”的字样，就再没有其他了。

而“相亲俱乐部”的尽管同样具体含义模糊，好在收费标准却能暴露些许端倪。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饮料自由。”

这很明显应该是成人见面找乐的场所，否则不会有这样有违公平原则的规矩。

但能“内涵”的东西却不得而知了，和正规场所的区别还是无从知晓。

说到这儿，或许有人会撇嘴了，觉得宁卫民没这么杵窝子吧？

你鼻子底下是什么啊？

不明白还不会问吗？

嘿，还真不能这么干，因为宁卫民一开口，他的日语一下子就会暴露他外国人的身份。

绝大多数的店，不但不会为他回答，做出解释，而且还会把他拒之门外，就因为他不是日本人。

为什么会这样？

这其中既有日本经济大繁荣下，店家根本不愁本地顾客，对言语不通的外国人比较嫌弃，不愿意惹麻烦的心理。

也有当今世界艾滋病泛滥的大背景下，人们正对这种还不够了解的新型病毒产生恐惧，导致日本整个风俗行业具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恐惧和歧视。

所以肯让宁卫民进的店里不是泰国人就是菲律宾人，就连宝岛人开的店也把他拒之门外。

而理由更加可笑，竟然是因为在日本的内地人太少，害怕他是红色间谍。

不用说啊，接连碰壁的宁卫民大失所望啊，接待他的店，他毫无兴趣。

一是这审美的差距太大了，二是他非常担心弄不好自己还会找到人妖。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无所获，他兜里的钱基本就没能顺着心意花出去。

这小子非常悲催的发现，在日本最要求日语能力的地方竟然是歌舞伎町街。

他要想得偿所愿，居然日语得先达到让人听不出他是外国人的地步。

操，花钱还设这么高的门槛！

这特么叫什么事儿啊！

还真是够迷的！

而恰恰就在他郁闷无比，琢磨来琢磨去，认为好像只能去学日本人，玩那种收费一小时八百円的电话聊天，看看是否能钓到对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日本妹子的时候。

他代表宋华桂跟日方进行交涉的合作方案又出现了意外。

原本一帆风顺，已经临近尾声的谈判突然间有了变数。

于是这立刻终止了他寻欢作乐心思，让他再次把心神和精力聚焦在了正事上。

…………

1985年9月29日，也就是华夏中秋节的这天。

在日本皮尔卡顿株式会社的会议室里，高田副社长和石川监事脸色阴沉地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等候着社长长谷川英弘的大驾光临。

他们身上穿着深色的西装，领带扎得一丝不苟。

尽管已经在屋子里坐了不短的时间，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说过一句话。

就连焦急或者无奈的表情也被他们深深藏了起来。

不为别的，就因为和他们待在一起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公司的专务董事福田荣，另一个是公司的常务董事关口修。

这两个人的职务都在监事之上，副社长之下，属于公司的第三和第四把手。

在这样的同僚面前，无论是高田和石川都懂得谨言慎行，以免落人口实。

特别是对于福田荣，他们更是无比警惕。

由于此时日本商法中规定，专务董事就算没有代表权，但也有可能被贸易对方追究公司责任。

而且福田荣的职务还是负责公司人事管理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对社长负有直接又紧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