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贞与袁应泰一样是文官，不懂军事的文官，还都雄心勃勃，大言不惭。

只在今年下半年，王化贞便每每轻信谍报，出兵欲战，又中途而废。这都好几回了，你们就没看出问题？

我跟你谈文官不知兵，你跟我说文官忠义死节，两个思路、两个判断好不好？

鸡同鸭讲啊，这话没法说下去了。

朱由校没有了兴致，叶向高也不能再与皇帝争论此事。既然叶向高刚才说得挺诚恳，朱由校也就顺势说出了自己的新想法。

“国多战事，良将难求。”朱由校看着叶向高，缓缓说道：“而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朕拟明年开武举，并增殿试。”

构建武学学校，专门培养军事人才，肇始于唐，兴盛于宋。

唐朝在武则天时，增设武科，选取武学人才。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武举人就出在唐朝，郭子仪郭令公。

宋代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武学体制，并开始将武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开始体系化、成熟化。

而宋朝武举考试的原则是：以策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

在明王朝建立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文、武两科取士的诏令，广求天下能人贤士。

洪武六年，朱元璋认为科举挑选出来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罢科举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开科，但却只从文科取士，未开武科。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国已不复洪武、永乐两朝的威风霸气，也没有仁宣两代的承平晏乐，盗贼蜂起，边患频仍。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御史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结果，英宗因轻启亲征，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事也因此停废。

英宗死后，宪宗即位，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但是，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却无一人应试。

之后，在弘治、成化年间，武举经常中断，规模也不是很大，应者寥寥。

到了正德年间，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中府赐宴武举人，该宴称“会武宴”。

嘉靖年间，“倭患”大炽，武举又被朝廷重视起来。抗倭英雄俞大猷便是武举出身，在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

此外，朱先、郭周、张景安、朱平、姚清等抗倭英雄，都是从武科场上走出来的杰出人才。

到了万历后期，辽东女真兴起，在辽东战场上，同样涌现出了许多武举出身的英雄人物。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浑河血战中壮烈殉国的童仲揆。

尽管武举已经制度化，并有正德抬高武举地位的“会武宴”，但在当时的明朝，却并不受人重视。

原因很简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问题——重文轻武。

金榜题名，状元夸街，御宴簪花，这可都是文举所享受的荣耀。

所以，“崇文抑武”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光宗耀祖，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这就又提出了个问题，那就是明朝的军籍。

明朝可没有什么“一家参军，全家光荣”，更没有什么“优待军属”，军籍和民籍有别，社会地位低人一等。

所以，很多世家大族以子孙中武举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使祖宗蒙羞的做法。

而朱由校增加殿试，把武举抬到跟文举同样的地位，自然是为了招揽人才。同时，走出扭转“重文轻武”之风的第一步。

叶向高沉吟了一下，开口问道：“陛下，明年是会试，再开武举，是否显得紧促？”

朱由校反驳道：“早拟旨，早颁布天下，明年春天会试，秋季再开武举，又有何紧促？嗯，就这么定了。”

叶向高见皇帝心意已决，这又不是什么违反规制的事情，也没理由反对，便躬身领旨。奏事已毕，叶向高告退而出。

首辅也该换啦！朱由校拿出自己的小本本，又开始划圈圈。

划着划着，朱由校无奈无力地叹了口气。

撤换几个官员又如何，顶替他们的还是东林党同志，对大明的政局好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思索半晌，朱由校才想起英国公张维贤，令宫人宣召。

明朝的军队主要以卫所为最基本的构成，其中每个卫大致有五千六百名士兵。

在朱元璋初设“京营”卫戍部队的时候，其共有四十八卫，合计兵力近二十七万人。

随着大明王朝逐渐趋于稳定，到了明成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