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看，郑和下西洋与各国贸易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在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廷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荣耀，而不是获得丰厚利润。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违反了经济规律，必然难以持续，最终导致国库亏空。

史称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却耗费巨大。

这种完全违反商业规则的“朝贡贸易”，贸易规模越大，明王朝的负担就越重，最多时有十六国使臣一千二百余人同时来朝，成为“旷古未有”的盛事。不堪重负之下，朝廷甚至不得不以限制次数和人数来减少某些国家的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船队庞大，官兵众多，每次出使都要馈赠西洋各国许多珍贵礼物。西洋朝贡使者来华，明朝廷也要大量赏赐，价值远超其朝贡物品。西洋各国的贡品都免费提供给皇室、贵族享用，而没有进入商业轨道，没有任何收益。

对于下西洋的船舶，明人罗懋登说，“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史学家黄仁宇推算，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所花费白银约在600万两以上，而明中叶朝廷每年国库收入仅300余万两，下西洋花费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各地造船支出的费用。据计算，每艘宝船造价000至6000两，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远航各类船舶有20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银子数十万两。

船队在海外每到一处，不是“开读赏赐”，就是“赏赐宣谕”。

“赏赐”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偿馈赠给国王、王室成员以及大小首领的；另一类是对西洋国王“贡献”物品的“回赐”，而“回赐”之物往往在贡物本身价值的十倍以上。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导致国库日益空虚，明朝纸币宝钞不断贬值。

洪武八年(137)发行大明宝钞，其后虽也有贬值现象，但尚不严重。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大量印发钞票以填补所需费用，结果至郑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大明宝钞贬值近330倍，形同废纸。民间拒用宝钞，专以金银、实物作交易，官府只好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大明宝钞原为明朝赏赐朝贡者的主要赏赐品，在国外信誉卓著，“华夷诸国莫不奉行”，而后却因宝钞不断贬值以致再用宝钞偿付外蕃来贡时遭到拒绝，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明朝经济实力的衰落。

此外，倭寇的侵扰和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东南亚是停止下西洋的外部原因。明初国势强盛，海防巩固，倭寇祸害较轻；到明中叶，由于国势式微，海防松弛，倭患愈演愈烈，东南沿海各省无不受其伤害。倭寇甚至深入内地，郑和下西洋的大本营南京、太仓、长乐等地也常遭倭寇洗劫，可见事态之严重。与此同时，东南亚、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昔日宁静和平的万里海疆，已被刀光剑影、隆隆炮声所代替，海盗船横行无忌，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郑和下西洋时代的和平环境荡然无存。为打击倭寇海盗，明官府垄断海外贸易，严禁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海禁政策，私自出海贸易将被处以极刑。因此，海禁政策也成为明中叶后停止下西洋的原因之一。

郑和远洋航行未能持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郑和航海事业的兴废完全依赖和取决于封建专制的皇权。当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出于政治需要，决定派遣船队下西洋时，郑和统率船队出使西洋；当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下西洋一切行动时，郑和只好率领下西洋官兵守备南京。每次改朝换代，皇权易手，都可以决定郑和航海事业的命运，令行则行，令停则停。作为明朝航海事业的领军人物，郑和自己完全不能作主。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本质来看，却是“孤帆远影”。

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远洋航海活动，且实行严格的“海禁”。

在郑和离去三年后的忌日，南京南郊牛首山南麓，郑和的衣冠冢处，出现了三个身影，两男一女。

为首的男人，一身青衫，儒袍纶巾，看不出年轻，说二十来岁亦可，四、五十岁也无妨，平淡的眼神中不时闪现出点点晶莹，俨然内、外功已趋化境；另一名男子，二十岁左右，圆脸，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与一旁前凸后翘、满是妇人韵味的圆脸女人，很是相似，一看便是一对母子的模样……

这三人，正是王九、任罄带着早已结束工部实习期满、已分配至刑部、是刑部云南司主事的王守仁来到郑和衣冠冢处为郑和祭奠……

王守仁看着自己的父亲王九，问道：“父亲大人，您真的确定要辞去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