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城市化的例子很少，只能说美国像一点。

输入型，就是一个地区原先没有很大城市化的需求，但是由于贸易的作用，外界对这个地区的某种特产产生需求，愿意付出高价购买。于是在利润的驱使下，不断有农民改行从事工业生产。而工业人口的增加又产生了对粮食的需求，于是农业生产率也在这个刺激下提升。相应的，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他们又会需求更多的工业产品，两者相互促进之下，使得工农业的生产率都不断提升，进而产生一个富裕的城市。

典型的，像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大航海时代的荷兰和英国，甚至可以说改开之后的中国，都是这样的情况。

这种方式见效快，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难以复制。输入型的发展模式需要外部市场来进行刺激，但旧时代大家都很穷，外部市场能有多大呢？所以像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城邦，包括后来的荷兰，虽然富裕、盛极一时，却无法做大。在我们到来之前的胶州，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受海贸刺激，城市化率很高，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增长了。

这种模式的关键拐点，在于生产率的提升！

也就是说，农民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工人能制造更多的商品，双方可以以对方为市场继续增长，摆脱对外贸的依赖，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上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即使是本地生产的普通产品也对外部产生了价格优势，那就更能开拓一片新天地了。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不管是哪一种发展模式，这其中最为关键的，都是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了，农民富裕了，工业才有足够大的内部市场。同时，粮食产量高了，才能供养更高比例的工业人口。

但是，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说起来好听，可哪有那么容易呢？在化肥发明之前，农民看天吃饭，就是再努力，也从地里刨不出多少粮食来。所谓生产率的提升，更多的是人均耕地面积的提升，地多了，就算不可能对每一亩精耕细作，但单一农户的总产量也一定会多。

在传统社会，这种事是几乎不会发生的，因为没那么多地给你浪费。适宜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随着人口增多，只能是人均占用耕地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穷，然后工商业也没钱可赚……整体向后发展。

只有幸运的欧洲人，在发现了新大陆之后，有用不完的土地可以利用，因此一个农民可以奢侈地用十倍的土地产出两倍的收获，有力地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何等令人羡慕啊！

所以说，我们要提升城市化速度，最基础的，就是必须提升农业生产率。还好，我们现在的情形不错，控制区内人少地多，可以通过分田提升生产率。现在的顷田法运行得也还不错，如果就这么放着不管，等过个几年顷田户一个个都有钱了，也能催生一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工业人口。

但是这么坐等见效太慢，我们要主动催生它！

所以这就是我们商社的工作了。不断扩张业务规模，雇佣更多的劳工，将来也就能提供更多的产品，也能消耗顷田户们生产出来的大量农产品，省得他们种多了反而卖不出去。

当然，这个过程中，商业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发达的商业，城乡之间的物资如何相互流通？要是城里一百文的一匹布到了乡下要卖一贯钱，那还不如自己织呢。

嗯，这倒不用我们插手，只要有利润空间，私营的商业自然会发展起来填补这一空间的。我们能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要是道路不通、运输成本高昂，那再发达的商业也降低不了物流费用，所以我们要尽力将道路修缮起来。‘要想富，先修路’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啊。”

“哦……”

听完他的长篇大论之后，管委们纷纷鼓起了掌。这说了半天，不就是“继续种田、继续扩大生产、继续修路”吗，不正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

不愧是领导啊，说话就是有水平，说了一堆跟没说一样……

张正义喝了一大口水，又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嘛，顺其自然吧。现有的几个县城，城墙规模限制住了，进一步发展成本很高，想城市化也没空间了。还是专注于我们自建的三个市吧，等它们的规模上去了，平均城市化率自然就被拉高了。

当然，这是需要农村政策配合的，农民要能自由、主动地进城才行。这一点上，司法系统就做得不错嘛，之前徐迩判了一个破产的案子之后，现在‘解救’出来的债务奴逐月增多，虽然总规模还不大，但总归是一件好事嘛！可惜司法不归我们管，不然真该给他发个一公斤重的大奖章。”

管委们会心地笑了起来，其中孔嘉谊笑得格外大声。

张建国补充道：“我们的报纸也快办起来了，以后信息扩散得更广，打破城乡间的隔阂，农民的进城意愿也会更强。”

报纸，或者说印刷业，也是东海商社攻关的一个大项目。造纸厂的祝天明牵头，工业部在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