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信手写来的这首绝句名为《雨晴》，是晚唐诗人王驾的作品。

王驾其人其诗，在后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但并不意味着其人就没有水准。有唐一代，诗文名家数不胜数，被那些璀璨光辉所埋没的同样不在少数。

《二十四诗品》作者司空图，称赞王驾长于思与境偕，这一首《雨晴》便是代表作。这首诗以花为眼，以雨为变，生动写出雨打残花、蜂蝶弃顾的晚春园景，那种遗憾与可惜跃然字间。

李潼有感而发，写出王驾这一首诗作，除了扣合衰败园景的主题之外，还有一层感触那就是诗中所暗含人情冷暖的薄讥，有感而发。

以花喻人，蜂蝶便是熙熙攘攘的人情，他是一朵晚春残花，雨打凋零，人情过而不顾，如蜂蝶翩然飞去，或许是怀疑别人仍有繁花胜景。

但其实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百花凋零是时令所致，人皆困此，美景难再，正如官婉儿戏言，夏蝉声噪，邻家也无春色。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武周代唐已经是天时随播，时局中人莫能外都要受此影响。

文学作品之所以长久拥有生命力，在于那种能够普遍代入的情境。读诗咏词，言虽古人，但感触却产生于每个人自己的内心，诗作或有优劣的分别，但人的感受还是普遍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判。

官婉儿评价这首诗形意仍散，李潼心里并不认同，但之所以不争辩，大抵还是出于一种夏虫不可以语冰的想法。

唐诗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为人所知，内里又可细分许多门类，比如年代的初盛中晚唐，派别的宫体、边塞、田园等等，形式的古诗、律诗、绝句等。

唐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日常唱和交际的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一人立题立韵为首唱，其他人应和作诗。奉皇帝之命作诗称为应诏，武后履极之后因避讳其名“”而称应制，太子、皇后之命称应令，诸王之命则称应教。至于普通人，那就是和了。

官婉儿认为这一首《雨晴》诗形散失工，李潼并不感到意外。初唐时期宫体诗仍占主流，官婉儿的祖父官仪便是初唐宫体应制诗的翘楚，其人诗作甚至被命名为官体，是唐诗中第一个以人的姓氏所命名的诗歌风格，可见其人当时影响之大。

虽然官婉儿还在襁褓之中，她的祖父官仪便被武则天干掉，但官体的影响仍然极大。家里有这样一位文豪长辈，官婉儿人生经历又主要集中在禁宫之中，其审美意趣倾向于此并不意外。

官体作为宫体诗中的翘楚代表，也将宫体诗注重雅致、形工、辞藻等特点发挥到极致。基于对形式美的追求，官仪总结六朝诗歌对偶，提出六对、八对的概念，又为律诗的最终成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若讲到官仪诗作的艺术生命力，也有一个很浅显的评判标准，后世有多少人能背诵他的诗？

官婉儿在后世以才名著称，特别在中宗一朝更号称称量天下诗才，但见识带来的局限性仍然不可忽略。

特别对于领略大唐诗歌盛况全貌的李潼而言，那真是要不客气的说一句，你和你的爷爷、包括你所称量的宋之问、沈期之流，全都是小弟弟！

多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见识不是白给的，不想跟你争辩，是怕你接不住。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文抄诗万篇，你说气不气人？

官婉儿并不知李潼心中已经将之归为小弟弟一类，她是真的喜欢这一首诗中情景交融的趣致，但也真的可惜字语浅白近陋、失于对称、平仄逆声的缺点。

不过这倒也符合永安王的情况，身为故太子李贤的儿子，才情肯定是有的，但本身却又乏于系统的培养训练，以至于才情汹涌、落笔失言，佳作难出。

至于此前经由她手转呈太后的那一首《慈乌诗》，官婉儿本身也不认为是李潼所作。

她倒是想借着点评这一首诗作之际，向永安王讲述一些作诗的技巧，以便日后情有所感，能够写出言工意整的雅致之作。不必强求才名惊艳，联绝之内吟卜韵辞，有这样一桩爱好，也能稍微排遣一下幽禁的苦闷。

官婉儿便讲起这首诗中失工失粘的情况，但很快便发现李潼有些心不在焉，很快便意识到少年偶得佳句，难免沾沾自喜，希望能从旁人口中听到夸奖，对于错误的指正多少会有抵触。自己少年学诗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这种要强的性情。

于是官婉儿便也不再多作厌声扰人，转移话题讲起朝廷诏赠曾参太子太保，并配享孔庙的殊荣。

李潼听到这话，眸子顿时一亮。他跟曾参不熟，其人哀荣如何本来与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日前所进《慈乌诗》便有“请君封曾参”之语，眼下官婉儿讲起朝廷果然封赠，彼此间自然是有关系的。

曾参哀荣高低与否，自然包庇不了眼下的李潼。但这件事却是一个信号，表示这一首《慈乌诗》的确有了回响，而且不再只局限于禁宫之内，已经延伸到了外廷中。

武则天是一个封神狂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