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微现在当吏部尚书，别看他打击东林党不遗余力，但在朝中人缘并不差，只要不是东林一党，都可以获得他的礼遇，他的人缘比之上一任吏部尚书赵南星，可是好多了。

在六部之中，与他呼应的人可是不少，要搞这个人也是不容易，因为他掌管人事大权，前有礼部给事中万火景，御史林汝翥上折弹劾于他，结果反坐，被削职为民，逐出京城。

所以，叶向高他们又多一个难题，必须搞掉魏广微才成，否则这朝廷让他搞得鸟烟瘴气，大伙儿的日子没法过了。

叶向高其实并不算是纯粹的东林党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谁人可以助他达到目的，他就是什么党，借着势大的东林党，他坐享大名，再次成为首辅之后，又与东林党保持了距离。

但是他又是一个儒门信徒，仕大夫中的精英份子，仕大夫与皇权共治下，这是他们仕大夫的特权，无论是谁人触及这一点，都是他的敌人，必须加以对付，所以他才会与韩爌、刘一燝结盟，这既是保护他个人利益，又是维护仕大夫集团的利益。

但是他又发现一点，这个由殉发展出来的帝党，实力非常的强大，他们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他们人才济济，无论是军事还是民政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但是他们咄咄逼人，压制仕权，让皇权走出皇城，向周边扩张，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叶向高的政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但是现在怎么向帝党出手，他有些犯难了，这个敌人，空前的强大，他们所做的事，也令大明走向稳定和强大，这其实也是他的理想，但如果是用剥夺他们仕大夫的权益来达至目标，这万万不校

叶向高有他的信仰，皇权君权必须受到限制，皇帝是国家的传承，精神的像征，但这仅此而己，皇权不受限制，皇帝就会胡作非为，政治腐败，令下百姓受苦，只有皇权与仕权共治下，才可以令下平稳，矛盾自消，长治久安。

所以在当上首相之后，一直主张不党不群的叶向高，也开始站队了，他原为泰昌帝师，两度为首辅，皇恩不可谓不深，但是他更看重的仕权。

只有仕权还在，他们才可以十年寒窗苦读，朝为田舍郎，暮登子堂，他的家族才可以享受特权带来的好处。

他叶向高两次为首辅，并多次主持会试，门生故吏遍布下，他一旦决心做一件事，立即可以发动人马，全力的为他办好这一件事。

米柱负责国税局，这是许多龋心的事，这激化了朝中的矛盾，动及了许多饶利益，他们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爆发。

大明朝的工商税比较低，其实只是明朝对商业不重视的体现，并不能反应明朝商业的发展水平。

表面上看，大明朝工商税并不高。据大明会典记载，明初商品要交商品税，牙钱钞，塌房钞，实际上是三种税费共收。明初商税为三十税一，三种共收，实际税率变为十分取一。这样实际算起来，税率并不低的了。

而对于商业，大明朝一贯持抑制态度，因为本朝统治者采取了严苛户籍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把人民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维护户籍制度，防止人口流徙，动摇赋役根基，以保“皇统万世不竭”。对于无论大商人，必须占籍才能合法贩运经营。无路引，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

路引是什么？就是离开出身地，到其他地方去，居委会给开的介绍信。否则离开出生地十里，就极有可能掉脑袋。甚至百姓外出打工不归，邻居都要受到牵连。在人员流动如此被限定的情况下，商业怎么能兴旺？甚至连思想都会僵化。就像现在那些偏居一角的山村，由于和外界没有人员流动，没有商业往来，几百年可能都一个样，而这一切禁锢，只不过为了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而在商业发达的朝代宋朝，宋朝时，主管广州海外贸易的广州市舶司执行的税率是什一税，即10的税率。这个税率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海外贸易利润丰厚，汉书记载海贸利润是“十倍”，注意，中国古籍里，“十”可能并不是精确的数字“十”。

汉朝时，郑和下西洋航线其实已经存在，只不过是由沿途多个国家共同分段经营而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西方开发的香料之路利润高达到70倍，如此高的利润当然受得起较高的税率，这给宋朝带来了滚滚财富，但宋朝对于流动摊贩，所收税又极低，只是为了方便管理。这其实符合了现代税制杀富济贫的宗旨。

海贸利润如此高，会不会被官府权贵垄断？宋朝廷有令：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不许权贵官吏经营海外贸易，不许官吏私买舶商货物……也就是，不许官员及亲信参与外贸。实际上，连大奸臣蔡京都不敢违反化外贩鬻这条法令。

而在大明朝，弘治以后的勋臣皇亲几乎都成了大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商业资本，而是封建特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强取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