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以略显粗略的大宛列传为基础，作一篇西域列传将五十国都囊括进来，描述其地理和风土人情。同时还应任弘之请，写一篇西征记，将元霆元年西凉铁骑的数千里远征记录于简册之上。

平日里，杨恽则亲自下田劳作，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他为秦声，妻为赵女，二人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自得其乐，一副狂士行径。

而这一日，他的朋友孙会宗匆匆来访，将一份手抄的简牍交给杨恽，杨恽读后，不由哑然失笑。

“这群齐学之儒，倒是将我与西安侯玩剩下的事学了去。”

虽然元霆时，上百名贤良文学和太学生叩阙被一锅端，通通流放西域，但并不能阻止新的儒生成批进入长安，以齐鲁人士为主，虽然不再敢公然反对大将军之政，但私底下的评议少不了。

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不怕风险，不怕高官，他们自认为代表了齐鲁、关东乃至天下人的利益，遂在长安激扬名声，互相题拂，自号“清流”。

桓宽等人被视为不畏强御的殉道者，贤良文学们被冠以“元霆六十君子”之称，而这些“清流”交流的方式，恰恰是任弘和杨恽散播太史公书时用过的，在士人圈子里传递简牍文章，以达到一传十十传百，扩大舆论之效。

而今日这篇，简直是清流炮轰执政者的檄文！

这文章中历数了孝昭以来的各种灾异，比如去年的旱灾和蝗灾。

“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而除。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生！”

按照灾异学说的理论，旱灾和蝗灾都与战争有关，还举了很多例子，诸如武帝元光六年夏，蝗。对应的正是五将军众三十万伏马邑，欲袭单于。而元鼎五年秋，又蝗。是岁，四将军征南越及西南夷，开十余郡。

元封六年秋，再蝗。先是，两将军征朝鲜，开三郡。

太初元年夏，蝗从东方蜚至敦煌三年秋，复蝗。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

反正就是战争必旱，开疆拓土肯定会遇上蝗灾呗，去年的旱蝗，显然和任弘在北庭与匈奴单于开战有关。

至于这次地震预示着什么，文章中就更是意有所指了。

“周时贤人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关东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

“易传曰：臣事虽正，专必震，其震，于水则波，于木则摇，于屋则瓦落”

末尾又言：“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自元凤时开西域，用兵匈奴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

只差学着当初的贤良文学呐喊一句“霍光下台，大政奉还”了。

杨恽放下手中的文章，他甚至能猜出来这一篇是哪几个人写的，毕竟自董仲舒后，易、春秋、尚书洪范一起构成了“天人之道”的三大支柱，阴阳灾异学家们师法各异，但殊途同归。

孙会宗有些担忧：“此文是在明指大将军专权导致灾异啊。”

“不错，这些齐鲁之儒，真是丝毫不吸取前辈教训，说不准入秋后，西域都护府又要接受一大批儒生了。”杨恽摇头，大将军这两年对儒生们并未进行打压，但这明里暗里的讽喻若是被捅上去，恐怕反而会刺激了霍氏。

也能够理解，青州刺史部在这场地震中受害最深，家乡遭灾，儒生们自然是义愤填膺，非得讨个说法。

但在孙会宗提出，杨恽当年与任弘曾反驳过灾异之说，如今是否要写文章批驳时，杨恽却打了个哈欠：

“急什么，且再看看！”

事情与杨恽所料不差，这世上果然有头铁之人，地震消息传来的第四天，一个名为“严延年”的侍御史，在第三天时援引这篇文章，公然上疏弹劾大司马大将军，认为他应该为旱、蝗和关东的地震负责！

严延年固执不畏强权是出了名的，霍光刚废刘贺时，此人就上疏弹劾过大将军，说他“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霍光也没处置此人，只让他坐了冷板凳。

今日严延年再度开炮：“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灾异重仍，日月无光，山崩河决，五星失行，是肱股之不良也，今司徒、司空已责，唯司马未咎。”

严延年也知道这次不同上回，奏疏递上去后恐怕会被当做“妖言惑众”处理，于是他前脚才递了奏疏，后脚就逃出了城，等御史大夫派人上门拿人时，严延年已不见了踪影。

虽然廷尉下令从民间收缴散播谣言的文章简牍，逮捕那些积极宣扬此事的“清流”之士们，邸狱里关了几十人。但舆情已起，连长安九市也在议论纷纷，觉得这些年来灾害过多，或许真是大将军迟迟不归政于天子的缘故。

这是霍光执政十八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重大危机，比废帝时更加棘手。他心心念念在执政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