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弘看向氾胜之，问他为何要改，氾胜之道：“代田以耦犁，多人者田日耕三十亩，少者十三亩，用力少而得谷多，适用于官田和豪强之家。但本乡多是小农，田地一代代分下来，分散破碎，东一亩西一亩，又缺乏耕牛，全按代田法推行，不太适用，故下吏斗胆损益。”

确实有一定道理，有时候新的生产技术，不一定让世界更平等，反而会加剧不平等。

问百姓为何不以牛耕，行代田法，就跟问饥民何不食肉糜一样。一般小自耕农仅能勉强维持果腹而已，少有羡余，很难买得起动辄万钱的耕牛。代田法对他们影响不大，从中受益甚小。

受益最大的，反而是任弘这样的大地主，能够投入大量耕牛和人力，在大面积土地上轮作。

种地有利可图的豪强列侯，由此就更有财力和动力兼并了，地方官府甚至在暗暗支持——既然小农种来种去只缴那么点田租，倒不如让豪强列侯来种。

国家整体财富在增加，可小农的家庭却在纷纷破产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和流民，类似的事，人类历史上真是屡见不鲜。

朝廷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在遭灾时下诏减免部分租赋，对流民或无田的贫民假之以公田，贷之以种、食等，但都是杯水车薪，天平已彻底向豪强地主倾斜——他们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啊！

田官奉上意强推代田法，效果不大，善法也成了恶法。如此情形下，氾胜之还能将目光停留在小农的生死身上，为其想方设法增产，或种葫芦等副食来解决生计，确实难能可贵。

口说无凭，氾胜之便引着任弘等人走过垄亩，去看他琢磨了十年钻研出的“区田之法”。

到了地方才发现，居然是开在一片小坡地上的田地，故显得十分窄小，与豪右之家阡陌相连的平整土地截然不同。

任弘指着道：“这田亩为何要开在坡上？”

氾胜之是有些抱怨的：“下吏向县里恳求过，但因私改代田之法，故不得用公家良田，只能在无人的坡地上开耕。”

此言说得田啬夫脸色一红，好在氾胜之没有继续深追，只说起他改进的地方来。

氾胜之一点点示范，具体做法，首先是深挖作“区”，意为地平面下的洼陷，点播密植。

“如种粟，开沟点播是每沟内种粟二行，行距五寸。开沟大小、深浅、方圆、距离，随所种庄稼不同而异，播前以粪肥溲种。”

他又解释了溲种的好处，区内还要施用重肥，如粟、麦、大豆等每区要施好粪一升，远超代田。最後，区田法还得注重中耕除草，保商和灌溉，居然与两千年后农村里的耕作之术相差无几。

代田法已是精耕细作，但和区田法相比，就显得粗放了。

最后道：“此法之所以便利，便在于不受地形限制，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

任弘看明白了，这区田法，基本就是后世两千年，中国农业走的路数，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人力物力，精耕细作，防旱保收，求得单位面积的高额丰产。

中国人就是靠这种“笨”办法，一点点增加人口的啊，虽然平均耕地极少，但懂得利用好每一寸土地。就靠着勤劳，硬生生将亩产一点点提升，直到明末到达极限，必须有新作物引入才能养活更多人口。

若在敦煌等地，人力稀缺，当然不适合。而在耕地已经饱和，人口繁盛的济阴和关东，区田法却好似量身定做一般。若真能有高额亩产，自耕农凭借自己的小块土地就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简直就是将其从破产边缘拯救回来灵丹妙药。

不能只解放豪强官田的生产力，而不顾及帝国的真正基础小自耕农啊。

劝农掾史又开始朝县里的田啬夫瞪眼了：“田啬夫，如此妙法，为何隐瞒不报？”

一句话，反正不是我的责任。

田啬夫急了，不肯老实接锅，还在为自己争辩：“西安侯，下吏也来看过，但只觉此法费人力多，产粮却不见得有多高，于代田法并无太大增益，故才未上报。”

氾胜之不服：“坡地下田亩产，已不亚于县中上田。”

他也知道，今日引起西安侯主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索性绕过了田啬夫：“下吏敢请君侯及田掾准许，让我在县中最好的上田试种！与普通代田法相较。”

小伙子这是卯上了啊，任弘笑道：“黑狸白狸，能捉到硕鼠，便是好狸，依我看，代田区田各有千秋，不可妄议优劣。”

“但问题是，你这‘黑狸’，能抓到多少鼠呢？”

氾胜之咬了咬牙：“下吏算过了，只要不在坡地上，有足够人力和粪肥，亩产定能增数倍甚至数十倍。”

“上田一亩收粟百石，中田收粟五十一石，下田可收二十石！”

此言一出，本来暗道倒霉的县田啬夫顿时大喜，氾胜之这是自寻死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