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开宝年的新政，并不止于农事、民政，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还着重提到了几条。

其一，吏治。除了继续明确反贪、反腐之外，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同时，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也加以明确。

继续清减冗官，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以县政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等亲民官外，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该合并合并，该裁撤裁撤。同时规定，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中县75人，大县100人，望县150人。

大汉各县分级，还是按照人口划分，两千户以下为两千户以上为中，五千户以上为大，万户以上为望。当然，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选才方面，继续完善科制度，增加实用科目，扩大录取范围，控制录取名额，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同时，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

另一方面，继续拓展观政制度，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而向天下道州推行，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同时，新的俸禄制度，也正式颁行，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毕竟在乾祐时代，刘皇帝并不算“优待”官员，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虽然属于少数，但也能地窥其一貌。

其二，则为河务。既为防备水患，也为疏通漕运，不管是对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漕运之通达，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议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

不只是针对中原、东南，河北地区也一样，甚至于，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请求重凿砥柱、三门。当然，在河务方面，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就是不急不躁，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除了开凿、疏浚、改道、并流之外，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除了加固堤坝之外，就是继续推行植树，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

其三，则是军事了。对于大汉的军制，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内外相制，更戍法也实行多年，算是稳固了，因而只是微调。

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对于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另外，则是对全**力进行一次调整，禁军、及边军主要是汰换，将老弱退役，地方则裁减，当然，岭南、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卫的军士，则提升至一万人。

更重要的，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军事以守备为主，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当然，这只是表象，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国家需要调整，百姓需要安宁，以内安官民，外惑四夷罢了。

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所释放出的光芒，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鹘、高丽、大理这些国家，都争相遣使，忌惮之意，不需言表。

至于其他小国、部族，更是纷至沓来，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也遣使到东京了，卑辞厚礼，态度尤其恭顺，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

新政政策颁告之后，当着满朝大臣，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表明志向，勉励群僚，君臣同心，共创盛世，护天下之太平，与百姓以安康。

另外，诸多政令的实施，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历来国家政策，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个意思，下达道州是个解释，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终跑偏，不遂人意，进而失败的原因。

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信息的传递，内外的联系，社会的发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

当年，以当下朝廷的权威，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纵有偏差，也不会太离谱。但是，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

因此，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以迎新时代，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

魏仁溥为中书令，仍居首相，主掌国政窦仪以吏部尚书，兼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雷德骧虽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龄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书，该任慕容彦超了，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估